为什么“利贝特延迟”很重要？第一，它证明了我们对个人决策的观点是错误的，至少在一些简单行为中。一系列事件的起点在于个人决策，然后最终引起意志性的行为。对行动发生起重要作用的是非意识性的大脑，而不是“我”的意志。第二，它为有关我们自己决定做事的错误论断提供了可能性。

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尔·韦格纳18比利贝特更进一步。通过检测一些案例，例子中有我们情非得已的事(比如，无法拒绝别人的一再邀请，又吃了一片派)，还有我们想做但不做的事(比如，指出老板的错误)。韦格纳指出，关于决断力的幻象通常就是这样(他特别指出社会影响对个人行为的重要性，这一点经常被我们忽略)。

然而，韦格纳继续指出——仿照英国哲学家伊萨·伯林19关于这个话题的格言——这个幻象“对于人类很必要”。韦格纳说，我们需要感觉到似乎我们在做决定，为的是我们在复杂环境中得以生存。他还指出，我们确实能决定事情并采取行动，但是这样概率太小了。

意识的幻象

除了对我们记忆和决策感的疑问之外，我们自己对意识的主观体验也如今受到许多神经学家的质疑。我应该指出，对于研究我们大脑如何工作的学者，我们对“我”的主观体验这一整个话题非常热门。澳大利亚神经学家大卫·查默斯在第一届图克森会议上，提交了一篇关于意识的著名论文。这位长发教授在论文中把这个话题描述成意识研究的“难题”。这名称已经说明了话题的复杂性。

目前，我们对自我感觉如何产生这一方面知之甚少——我们了解一些自我感觉如何被更改的过程，通过药理学也已经知道改变会有什么影响(对于药理学这门学科，英国首席精神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很早就开始研究)。但是，一个共识正在达成。

谈到我们对意识的了解，首先是意识没有轨迹，没有明显和单独的物理学席位(在大众的想象中，仿佛在我们的大脑里某个地方有个小矮人，或者某种小型的控制者)。

我们每个人都感觉，有一个单独的“我”在控制一切。但那只是大脑拼命运转而产生的一种幻象……大脑的确在额叶前部的脑叶和前部有色带环绕的脑皮层里有监控系统，可以按下行为按钮，控制习惯和欲望。但这些系统有着特殊癖好，是受到限制的装置；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以灵魂或自我20确定的系统，并不按理性代理人的意愿执行。

也许事情只是稍微复杂一些。也许，像记忆一样，意识是大脑分配的一种功能。尽管有些学者——如已故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爵士——坚持认为，一定会发现“意识的中立关联物”，苏珊·格林菲尔德爵士却认为人类离这样的发现还距离相当遥远。格林菲尔德爵士目前的研究课题是“始终伴有主体性感觉的大脑的特定物理状态”，这可看作是此领域深入研究的审慎实际的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