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说明，生活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我们犯了个错误。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大多数人们认为我们首先是“我们”种族的人。这个观点不仅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还影响他们的行为。对比之下，我们陷在对我们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泥潭中，而这阻碍我们看清事实：我们从众的本性。

真正的旅行

当然，人类学家旅行是为了谋生。他们走进其他文化，仔细观察，不仅为了理解表面行为，而且本着解释世界的暗含观点的目的。近来我见过一个这样的研究，是关于在不同的人类文化中狼的作用。这项研究揭示了我们持有的各种各样有趣的想法。几乎在所有的人类文化中，狼都有着有趣的阈限文化价值，也就是说，它们代表一切安全文明之外的危险。在黑森林里，不管是现实还是象征意义上的。挪威目前正在进行着一场全国争论，要不要消减25%的本国狼的数量(大约是24只)——那些在野外工作的人认为这对安全警惕很有必要；居住在城市的人却认为这是对自然世界的一宗罪行。不管对与错(人类学家总避免考虑对错)，这场争论很有力地表明，每一个群体都有对自身和对其在世界上定位的设想。

心理学家也越来越需要做同样的跨文化分析。如果说大部分我们对不同领域的心理学的知识都是以中产阶级白人(而且通常是美国人)心理学生为依据，这样的说法离事实并不很遥远；甚至方法论都根植于由本地文化而产生的设想。例如，心理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长久以来都认为智力是很个体化的功能。这也是为何猩猩(和一些人种)被认定是愚蠢的原因——他们在传统个人智力测验时表现欠佳。唯有尼古拉斯·汉弗莱1的“社会智能理论”出现之后，有效智能的定义才得到正确的思考，可以作为影响测量人类和非人类物种的智能的方法。现在，我们对灵长类动物之间成功相互影响的智能表现出来的惊奇力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所以，跨文化研究能够揭示看待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式，不同的角度取决于以哪一种文化作为出发点。跨文化研究帮助我们认清什么是由文化决定的，什么是幻象，什么是真实。

在这方面比别人做的更多的是理查德·尼斯贝特。他大篇幅的有关跨文化心理研究2目录为我们在东西方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思维方式提供了非常有趣的证据。

西方人从个人和起因的角度思考问题；东方人则从群体、关系和系统的角度思考。例如，尼斯贝特报告了叫做“问题青少年大屠杀”的案例(叛离青少年携带父母的半自动武器去购物中心而造成悲惨结果)。这个案例的主犯是一名亚裔美国高中生。尼斯贝特注意到，惨案发生地的中文报纸对社区很绝望。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以致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做了什么事让我们来到这么可怕的地方，当地的人都如此哭诉。而与此同时，英文报纸追踪了这名问题少年的心理病态，思考了他灵魂的邪恶到底是何时表现出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