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行为学家，另一个是认知学家，奥尔波特兄弟一起造就了社会心理学，而这一学科本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我们自身群体性质的知识。五十多年来，他们的信念通过正式的手册和教科书，形成了之后几代社会科学家对人类行为的想法。弗劳德在他1924年的教科书《社会心理学》(SocialPsychology)中直言不讳地陈述：

(群体心理学并不存在，它并不是指本质上的或是整体上的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是个人心理学的一部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个体行为和个体的环境相关，而个体的环境由个人的人际网络组成所有心理学的分支都是有关个体的科学19。)

高尔顿的定义同样也很个人主义：

(很少有例外，社会心理学家把他们的学科看作一种尝试，试图理解并解释个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如何被其他个体的实在的、想象的或者暗示的存在而影响20。)

同样地，弗劳德的群体行为模式将公众观点定义为个体事物——忽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相互影响我在第1章的社会猿猴论题里概述过。(公众观点这个术语的含义和多个体情景有关。在多个体情景下，个体表达自己，或者能够得到邀请表达自己的思想，赞同或者支持(不赞同或者反对)某种特定的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条件、人物或建议，在与数目、强度或稳定性成相应的比例的情况下，以此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相关目标有所影响21。)

“我”调查

一条直线由此指向我们对公众观点的民意投票和态度调查的实践。乔治·盖洛普——美国民意调查创始人——采用了奥尔波特兄弟的思想和方法论来报告自己的调查。如同今天的大多数市场调查员一样，盖洛普设想人们独立地作出决定，人们的行为不是在别人的影响下实施的。这种模式运作方式很简单，而且似乎很有道理(尤其从文化角度看)。我们询问个体，他们现在的思考，进行的事情，将来的目标；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所思考的还有手头进行的事，以及他们计划要做的事，然后我们计算参加人数，在此基础上把数据做成报告并予以反馈。似乎这报告就是客观事实。

这类数据库的一些使用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运用民意调查来预测未来行为的危险性，但无论如何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类方法的弱点。西蒙·克利夫特——联合利华个人护理产品分部首席市场官(CMO)和集团副主席——就是意识到问题者之一。“我就是不相信预测性调查。我们不使用这种调查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