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目光都放在了谋杀案上，并非因为当初我被邀请到陪审团面前去作证的案子涉及谋杀，而是因为人们对于听到的谋杀案比听到其他罪行比如诈骗之类的更容易使用邪恶一词。而且谋杀越是残忍（就是说计划越是周详）或者越是让受害者受苦，他们就越是毫不犹豫地会用邪恶一词来描述它。

可是这“外面的世界”还有很多邪恶是和谋杀没有关系的。例如我们已经见识了的杨克案。要是当时有人经过，看到杨克家的孩子正举起枪杀死他父亲，这人可能当场就会下结论说，这是“邪恶”。可是要是这个路人有兴趣作进一步调查的话，他就会发现这位父亲在不断地殴打每一个家庭成员，在家里用手枪威胁他们，更令人发指的是还强迫自己的女儿乱伦。现在，邪恶在哪一边？在杨克案里，人们对于“尊崇汝父”这样一种正义有了很多的思考，事实上，邪恶这词常常被用在残忍的父母，凶狠欺凌别人的家伙身上，还有老板侮辱员工，导致他们精神崩溃甚至自杀等事件上。所以这当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单子，我后面有一章就是专门写非同一般残忍的父母（他们可能没有实施谋杀）。

等到我读了几百个真实刑事犯的传记之后，显然在等级表上需要列出更多的点来表明不同杀人犯的差别。区分的种类不断增加，最终达到了二十二级。这并不是说谋杀本来就存在二十二种邪恶的区分——或者实际上是二十一种，因为第一类都是表面上看上去是谋杀，但其实是正当杀人。这等级的数目其实是很主观的：看着同样的材料，有人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多区分。现在我已经读了六百多本书，也在监狱和医院采访了数不清的暴力罪犯，可还是不时会遇到我无法恰当归类的人。有些人犯下了令人震惊的暴力罪行可是却显然属于脑子有病——所以他们什么也不明白，也没办法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承担起法律责任。

说“脑子有病”是指他们有着精神方面的疾病（通常叫做“精神错乱”），而这些疾病已经损害了他们对现实的认知。这种损害可能表现为幻觉：偏执地觉得所有现实都跟他们作对，完全不受理智控制。例如，觉得飞过头顶的飞机是在用特殊的传感器捕获你的想法，然后向全世界广播。凭空想象出声音来（幻听）是精神错乱的另一种表现。有些人的暴力罪行是因为受了虚假的声音的指使，什么上帝或者伟大“领袖”命令他们去杀死某人，而他们必须服从这个声音之类的。

简单说个例子：一个年轻人，因为家里父亲对他和他弟弟都很残酷，开始产生强烈的幻听，在这种状态下他抓起一把大刀切下他父亲的头颅并把它扔出了窗外，因为他害怕要是不扔的话，那头还会自动跟身子回复原状，所有的麻烦又都得从头开始。这真是个夸张的案子，报纸上的评论是“邪恶”。可是这个年轻人，在精神崩溃前一直是个好学生，对自己的弟弟非常关心、照顾，从来没有过违法行为。也就是说，他的行为和他的人格之间没有联系，他是个在精神失控的状态下杀人的凶手：可说是跟他患病前格格不入的“一次性”凶犯。

另一个我没办法准确放入这个量表的特案是，一些绝对没有精神病的人，他们一辈子就是在使用一些自己设计的复杂机械折磨人，他们的行为绝对超过了第二十二级邪恶，因为即使同是在折磨-杀害的凶手当中，有些还是被社会认为比另外一些邪恶得多。也就是说，这些案子是类型相似，但程度不同。折磨-谋杀犯——基本上都是些因性刺激导致的虐待心态的连环杀手——几乎没有精神方面的缺陷，就是说他们不会有幻听，不会听到什么声音，也不会表现出什么严重偏离社会现实的迹象。总的来说，公众没有区分这种程度上的差距的准备，只是认为凡是这样干的人肯定都是“疯了”。也可以说，公众只会一致同意某些行为是邪恶的，可是要想区别精神正常的人所犯的邪恶行为（数量巨大）和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犯下的邪恶行为（数量虽少，但却非常引人注目），是件很复杂的事，需要非常熟悉这些案子才行。在判断哪项行为是邪恶的方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可是要看清楚行为毕竟是比要看清楚实施这个行为的人来得容易得多。我制作这个量表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帮助大家调整对邪恶的评估，这种评估考虑的不只是行为的性质，给受害者带来的痛苦，还有罪犯的本性。罪犯是不是精神有病呢？如果没有，那这人是不是很冲动呢，还是精明冷血的？我觉得这些细节对于衡量邪恶的多少至关重要，这就意味着要尽力去收集媒体公开的谋杀案或者其他严重暴力案件信息，因为这些案子很多东西是不会一开始就向公众开放的。

下面就讲一个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

很多年前，一名男子因殴打另一名男子后还把他给阉割了而被逮捕。当这个案子到了法庭上之后，法官觉得这名男子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可能有精神分裂）。那时候不论是精神病医生还是法律专家对于性虐待狂都知之甚少，也不知道性虐行为的实施者很少是精神病患者。所有人——关心这个案子的公众、媒体、专业人士包括法官——的反应都是：这很邪恶。可是法官最终却判攻击者是精神病，建议他到专门医院接受精神治疗，而不是蹲监狱或者进矫正所。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