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最亲密的一个朋友，于蓝，在评剧团当演员，早早就结了婚。乔雅的母亲索玉琴阻止她们继续密切来往，“你一个姑娘，跟人家结婚的勾打连环干什么？”“勾打连环”就是“勾搭”的意思。乔雅阳奉阴违，继续偷偷跑到于蓝家去。索玉琴的担心不无道理。于蓝果然怀着新鲜的兴致大讲男女之间的秘密，乔雅也极有兴趣。在不同的周末，这种闺中密谈持续了一年有余，却丝毫没有扰乱乔雅的步调。她坚信，自己的未来在首都。即便她的脑子充满了对男性的幻想，也是坚定地指向着“一清华”和“二北大”的男生——系着白围巾。其他人不予考虑。

就在她读到高三，完全调试好了自己这台考试机器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被废除了。

乔雅继续留在学校一年，幻想着高考很快就会恢复。她随着斗志昂扬的男生们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他们砸烂了东北局的几间办公室，批斗了抓到的六个走资派，命令他们面壁。下一周，他们杀了个回马枪，袭击了同一个地方，在会场上挂起了巨大的标语，“炮轰东北局，直捣阎王殿，活捉宋任穷”，他们一遍又一遍对着宋任穷本人高呼着这几句口号，就好像它是一个尚待实现的目标似的。她参加了各种学习大会，有一次听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盲人积极分子的发言，那个年轻人两鬓剃得精光，头顶的头发又过分硬挺，看上去就像一只瞎眼的板刷，站在四支金属麦克风后，尖利和不安地喊叫着，在一次蹦跳之后晕倒了。这情形让乔雅倒了胃口。大字报遮天蔽日，从墙角处一直贴到了炼钢厂的高炉顶端。城市完全被白纸包裹了。高音喇叭永远在喧嚷。有时候，人们用木枪、皮带和自来水管打人，有时候用钢丝钳打，还有的时候用步枪打。她发现这一切不是浪漫，而是枯燥。这枯燥甚至淹没了惊恐。她变得焦躁起来。当于蓝的性兴趣也转换为对国庆大辩论的狂热之后，十八岁的乔雅就更加孤独了。

鸭绿江街上也有小型的批斗会。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窃贼和一个破鞋，被戴上了纸糊的尖帽游街示众。再一年，附近工厂的工人们庆祝“九大”召开，列成方队走过街道，每个女工都捧着一个压力锅那么大的毛主席像。夏天，硅酸盐厂附属医院需要又红又专的学生去做预备医士，乔雅得到了机会，可是她不情愿就此上班，和她的同学们一起从窗口爬进火车，去了北京。

在享受了免费而又糟糕至极的食宿之后，她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见到了毛主席。数万名学生在广场上等待的时间长达九个小时，无处大小便，女生们只好围成密不透风的环状人墙，依次入内纾困。当毛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迂缓地驶出金水桥，欢呼声响彻云霄，孩子们痛哭流涕。

乔雅在北京停留了一个月。她登上了景山，跳过石棱和雨后短暂出现的山涧，俯瞰下去，看到北京城就像平铺的群山，层峦叠嶂的青灰中侵入了严厉的苏式建筑。乔雅怅然若失。她并未看到什么光辉。与其说这是北京，倒不如说它是对于北京的理想。离开首都时，乔雅留下了她的骄傲的少女心气、排泄物和眼泪，还有一张在颐和园拍摄的黑白相片——把它作为友谊的见证送给了一个萍水相逢的北京女孩——带回了几个黯淡的印象，其中之一是高考再也不会恢复了。

乔雅成为了一名女医士。两个月之后，她才意识到这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又一次去了火车站，目的是上山下乡。她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命运。硅酸盐厂的造反派与保守派组织之间斗个不停，你死我活。一拨人残酷地拷打对手，逼迫得别人自杀，然后被打倒，第二拨人夺了权，做同样的事。好人坏人的界限模糊了。生活就像下雨下雪又下雹子的天气。一切都失去了准则。乔雅终于感到了恐惧，她为此能做的唯一的事只是给受伤的人打破伤风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