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现实吧，现在的洋学家们都纷纷踏上仕途，但愿意创办自己事业的人则屈指可数。这不仅是因为走仕途便于贪利，还因为从小所接受的早期教育都是以政府为核心的，思维定势被框在只有为政府做事才是正确的。在这种愚见作用下，他们只想平步青云，就连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一些大家先生们，也无法摆脱这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看似很卑微，但也不足以让我们去追根究底。因为他们并不是恶意行事，只是受到社会风气影响而不自知罢了。就连有名有望的士君子们都尚且如此，天下普通人岂有不纷纷效仿之理？

眼下，青年学生只读几本书就想做官；想经商的人只有几百元的资产就假借官员名声来做生意；开办学校或传教，都要官方批准；畜牧、养蚕，无不需要官方的批准……恐怕民间事业里，十之八九都和官府有关。这样下去只会让社会风气越来越糜烂。羡慕官员、依赖官员、害怕官员、奉承官员，丝毫显示不出对独立的热忱，让人不忍视其丑态。譬如说现在的报纸以及各种上书、进谏之类就是处在这种状况中。尽管出版限令不是那么严格，但报纸对政府忌讳的内容不但绝口不提，而且如果有官员哪怕做了一丁点的好事，都会言过其实地加以吹捧，就像娼妓对嫖客献媚一样。

再看看各种上书、进谏的内容，多数也是很矫情的：就像尊崇鬼神一样把政府捧得高高在上，自己则像罪人一样自轻自贱，使用简直不像是同在一个社会的虚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读完这类文章，只会将他们纳入狂人看待。

但现在出版的报纸也好，上书、进谏也好，大都是出自现在的洋学家之手笔。在我看来，他们未必就是娼妓，也未必就是狂人，他们之所以会虚伪到如此境地，原因是现在社会上民权的实例尚未形成，人民只有受屈或附和于腐败的社会风气，所以也不可能显现出公民本色。由此可见，现在的日本只有政府的存在，没有人民。所以说，要摈弃腐败的社会风气，推动国家的文明进程，绝不能只依靠现在的洋学家们。

如果以上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推动我国文明和独立自主，就不能只靠政府，那些洋学家也靠不住。我们应该担负起责任，不仅要做愚民的表率，同时还要为那些洋学家们做先驱，给他们指明方向。想想现在我们当中一些人的身份，虽然学识尚浅，但志在洋学已久，又处于国家的中上地位，近年社会改革我们不是唱主角的，但事实上我们已经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即使我们的实力很薄弱，但民众看到我们为改革欢欣鼓舞，一定也会把我们当成改革家。既然被冠予改革家之名，又处在社会的中上层地位，民众就会效仿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当好民众的带头榜样。

凡事要取得成功，不能光靠命令与说教，与其命令他人，莫如真诚地做出表率。下达指令，这是政府的权力；负责说教与做出表率，就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头上了。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或者讲学，或者从商，或者讨论法律，或者著书立说，或者从事新闻出版，只要没有超越公民的本分，就不必有顾虑。我们奉公守法，如果政府不守其政令，我们也要据理力争，不要盲目服从，这看似是对政府的棒喝，但为革除旧风气、恢复民权已成当今要事，我们值得这么去做。

当然，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分工种类也很多，从事各种行业的人也各有所长。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学者都来专注同一件事情。我们的目的只是向民众示范行事的技能，告诉大家兴办个人事业的方向和意义罢了。

说教一百次莫如做一次表率（包括揭示一个事实），现在我们所要揭示的事实就是“人民的事业不能只靠政府。学者也可以有学者的事业，商人也可以有商人的事业。政府成为日本的政府，人民成为日本的人民。所以民众不必因为害怕政府而不敢靠近政府，也不应该有所疑虑，而应该敢于亲近政府”。如果我们的宗旨为民众所理解，那么民众一定会慢慢地明白前进的方向，上下之间的旧风气也会渐渐消失，“日本国民”的名字才会得到新生。新生的国民不再是政府的玩物，而成为刺激政府进步的有生力量。这样的话，学术、商业以及法律等均能各有归宿，从此国民与政府的实力互相平衡，就能够维持全国的独立。

概括起来讲，本篇讲述了现在学者帮助国家独立的两种办法：一种是进入政府为官行政；另一种是在行政官以外创立自己的事业。本文重点讲的是后者。仔细讨论世间万物便可得知：没有利就必然有害；没有得就必然有所失。所谓的利害得失“五五开”并不存在。说到底，我们并不是为了自己有所成就才来宣扬个人创立事业，我们只是以平生的所见所闻为证加以论述罢了。当然，如果社会上有谁拿出证据，质疑个人创立事业的，我们也乐于接受。反正这也不应该对个人创办事业造成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