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个比方，现在政府有常备的军队，老百姓本该把他们奉为保卫国家的士兵，衷心地祝愿他们越来越壮大才对，但相反，大家却只把军队当成威胁老百姓安全的工具而心怀恐惧。又比方现在政府修建了学校、铁路，老百姓应该把这些当做国家文明的象征而引以为荣才对，但相反，大家只把这看做是政府的恩惠，于是依赖之心有增无减。人民对自己国家的政府尚且只存有敬畏，又怎么可能在文明上与外国竞争呢？所以说，没有独立精神的人民，即使具有文明之形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甚至还会让民心更加萎靡不振。

综上所述，国家的文明既不是由政府在上面发起，也不是从下层的平民自发产生，而是要靠二者之间的中层人士来负责振兴：一方面要为平民们指出方向，另一方面要与政府同心协力，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根据西洋诸国的历史，商业、工业的道路没有一条是由政府开创出来的，而是由中等地位的学者的心血浇灌出来的。譬如蒸汽机是瓦特的发明，铁路是斯蒂芬孙的成果，最先论述经济定律改变商业之法的是亚当·斯密，这些专家学者，正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既不是掌握政权的政府官员，也不是出苦力的平民，而是在国与民之中占有中等地位、凭借自己的智慧引导世界进步的人们。他们的创造发明，通常先是在某一人脑子里产生，然后对外公开，接着在实施中广结同道友人，将自己的成果发扬光大，造福人类，并流芳百世。这时政府所能做的事无非是不要妨害他们，适当予以鼓励，并且考察民心所向，尽量保护好他们即可。

所以说，推进文明事业向前发展的是民众中的少数人，政府则应该充当文明的保护者，只有这样，人民才能把文明视为己任，互相参与竞争、互相羡慕捧场，国家一有好事全国人民都欢欣鼓舞，大家一致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被其他国家超越。于是文明事业就成了推动所有民众志士的工具，其中的任何环节，都有助于国家独立。遗憾的是，我国的现状却完全与此相反啊。

当前在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中，只有学者可以在倡导文明和维持国家独立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这些学者对时势判断的眼界并不高，他们要么对国家不如对自身那样关切，要么随波逐流于依赖政府的民风中，几乎都由于不安自己的现状而走上仕途，成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操心。他们的行为幼稚可笑，却甘心为之。民众对他们居然见怪不怪，甚至还有人用“野无遗贤”为他们开脱。原本时势就是如此，这不能说只是一个人的罪过，但对国家文明来说，却是一大灾难。本该肩负国家的振兴文明使命的学者们，眼看文明精神日益衰落，还不以为患，这实在让人扼腕叹息，痛哭流涕。

唯独我们庆应义塾的同仁尚能避免这种灾难。我们没有失去这数年来的独立之名，在这所独立的学校里养成了独立的风气，当然，我们所期许的目标是能够维持整个国家的独立。但当今社会时势的力量却有如激流飓风，要在这种风气中站稳脚跟委实不易，如果没有相当的勇气，就会有失足的危险，也许不知不觉中就与那些学者们同流合污了。

人的勇气不是光靠读书就能得到的，读书是做学问的方法，学问是做事的方法，不去社会中实践的话，绝对不会产生勇气。我们义塾同仁当中深谙这种道理的人，就应该能够忍受贫苦，在困难中卧薪尝胆，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于文明建设的事业中去。文明事业名目繁多，诸如振兴商业、研究法律、发展工业、推动农业、著书译书、新闻出版等，我们应该把我们接手的每一件事都看做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为公民做榜样，帮助政府，使政府与个人的实力达到平衡，从而增强整个国家的实力。以毫不动摇的独立作为基础，这样，在与外国势力交锋中就不会因脆弱而退让。再经过数十年发展，如若我们回想今日的状况，不但不觉得今日的独立可喜，反而觉得可怜可笑的话，那岂不是一大快事？

所以我真诚地希望学者们该为自己的未来期望制定现在的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