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单薄的华人贸易网

李旦到达日本时，新上任的德川幕府正有意改善与明政府的关系。

马尼拉大屠杀之年，也是由丰臣秀吉一手缔造的政权覆亡之年。同年，一直延续到1867年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上台。

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侨民已有两三万人。旅日华人主要集中在长崎和平户，甚至在今平户岛户木引町一带还形成了“唐人町”。就连福建巡抚南居益也说：“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

尽管明政府禁止商民去日本贸易，但出海商民行踪难控，他们往往先南行，然后再调头东去日本。为什么要争着往日本去？福建巡抚谭纶一语中的：“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同是福建巡抚的陈子贞也曾说：“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

因无法获得福建当局颁发的正式贸易许可证，以有限的开放来成就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又反过来让事实上的走私变成未捅破的窗户纸。

对明朝商民来日走私贸易，德川幕府持鼓励态度。1615年，德川幕府给赴日的中国商船授以“朱印状”。对于官控贸易的德川幕府来说，这就是盖有官印的贸易通行特许证，获得特许的商船就是“御朱印船”。

李旦善于结交长崎、平户两地的权贵，与长崎奉行（相当于长崎市长）长谷川权六藤正、平户岛主法印镇信一家关系都很好，慢慢成为当地的头面人物，是继王直之后，又一位在日本的头号华人传奇人物。王直是最早到日本平户定居的华人，他的到来受到当时岛主道可隆信的礼遇厚待，而法印镇信是道可隆信长子。

长袖善舞的李旦就是“朱印船主”之一，他逐渐成为在日本的华人所选出的“甲必丹”（“甲必丹”是日本人对葡萄牙语“Capit?o”的音译，具有船长、司令官或首领之意）。

1613年，第一批英国人到达平户时，李旦已是当地华人社区的首领，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商船来往于中国台湾、厦门、澳门、柬埔寨之间，被外国人称为“非常富有的中国人”。他与当地权势松浦大名有互相关照得益的私人友情。英国人约翰·萨利斯奉命在日本建立商馆时，得到允许，租了李旦的房舍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总部。1613年，李旦在家养病之时，约翰·萨利斯和松浦法印的女婿还前往问候。

在这一过程中，身在日本平户的李旦，与同在日本长崎的张敬泉（漳州龙溪人）和欧华宇、福建厦门的许心素（漳州人）等，以及先后在泰国大泥和印度尼西亚的李锦、菲律宾的黄明佐（漳州诏安人）、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的苏鸣岗（泉州府同安人）等，结成了一张华人关系网和亚洲贸易网。

其中，在东线贸易圈中，李旦、欧华宇、许心素不但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还是结拜兄弟，而欧华宇与张敬泉关系亲密，两人都是日本德川幕府承认到越南等地贸易的“朱印船主”，并在1600年前后共创悟真寺，参加策划建立唐人墓地，是17世纪初期颇具分量的长崎华商领袖。

在东南亚航线中，苏鸣岗与Ingie Watting（巴城汉人“甲必丹”的寡妇），Jan Con与茂哥、林六哥等人有姻亲关系。

作为长崎华人社会的福建帮领袖，张敬泉于1636年逝世。而欧华宇在1619年前后就已去世。也就是在1619年，荷兰人占据巴达维亚，苏鸣岗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特命为首任华侨“甲必丹”，作为“华人之领袖，管理一切民事诉讼”。

苏鸣岗，少时念过私塾，能文善武，15岁就赴印度尼西亚谋生，初经商于西爪哇苏丹王国所在地万丹，后迁居巴达维亚，通晓马来语和葡萄牙语，1644年去世。他的陵墓巍峨华美，一条特筑小道被命名为苏鸣岗巷，就是今天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达亲王大街。

许心素身份特殊，他一方面是总兵俞咨皋（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的心腹，在厦门担任中级军职的把总，仅次于守备，一方面又是李旦在厦门生意的实际代理人。李旦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与许心素的牵线搭桥关系很大。

为与葡西商人打交道，李旦、李锦、郑芝龙等都成为天主教徒。李旦到达日本时，日本反天主教运动正在深入，对葡西商人的限制也日益增多。1600年，也就是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那年，日本的天主教徒达70多万人，连德川幕府的帐下亲信都入了教，引起德川幕府的惊恐与警觉。同年，安汶（今印度尼西亚港口城市）的统治者允许荷兰人在安汶修筑城堡，给予荷兰人丁香经营专利权，排挤了葡萄牙人。

荷兰原为西班牙属邦，从1566年尼德兰（尼德兰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和法国北部的一小部分。14~16世纪中期，通过中世纪的王朝婚姻关系和王位继承传统，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爆发反抗斗争开始，荷兰人酝酿的就不仅仅是挣脱束缚。当时安特卫普（今比利时最大工业港口）是欧洲主要金融中心，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阿姆斯特丹。1585~1622年，阿姆斯特丹人口从30万激增到105万。

16世纪末，各种意外的事件相结合，驱使荷兰人公开挑战葡萄牙在东方的霸权。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其著名的环球航行（1577~1580）中的一个意外发现，加速了这一进程。在他眼中，葡萄牙人树敌甚多，商船航线和据点漫长而分散，其在东印度群岛的势力并非无懈可击，也远非东方主人。

尼德兰的反抗运动妨碍了殖民地商品在北欧的运销，荷兰人不能再从伊比利亚各港口得到货物。以往有一段时间，英国人一直在地中海东部诸港口获得东方的产品，但这一贸易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军舰封锁了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航道而被抑制。在这些压力下，荷兰人和英国人决定，既然不能从里斯本和亚历山大得到香料，那就直接到东印度群岛去取。他们越是侵入，越是发现对方出乎意料的虚弱。

一开始在西属美洲露面的英国闯入者，试图以和平的、商业的方式进入，但当时外国人在西班牙殖民地通商是非法的，遭到西班牙的抗议乃至伏击，船队5艘船里有3艘被击沉或捕获，这一厄运发生于1567年，是英西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英国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平、合法通商的希望，于是英国人以海盗和劫掠的方式驶往西属西印度群岛。

最早向西班牙发起致命挑战的是英国人，但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侵犯英国时遭遇灭顶之灾，百年的海上霸权开始走向衰落。1594年当葡西国王下令荷兰人不准与东方发生商业关系时，荷兰人开始了自己的东方冒险。1598年，荷兰船队抵达东南亚。尽管葡萄牙人已在此称霸80年，但从未能有效垄断这里的贸易。

以香料来说，其主要源于德那地、蒂多雷、安汶和班达等群岛。德那地和蒂多雷盛产丁香，安汶与班达群岛是肉桂、肉豆蔻的主要出产地，胡椒则遍布马来群岛。1511年以前该地的物产大都由爪哇商人运至马六甲集中转口，但是这种商业秩序却因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而瓦解。从某种程度上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后，马六甲在东南亚贸易中的地位就出现了下降的尴尬。

英西关系史上的转折，首先发生在荷兰人身上。1601年9月，荷兰人首次抵达澳门，尽管被驳回了通市要求，但得到广州当局的善待。澳门葡萄牙人认为这是荷兰不可饶恕的冒犯，就用残忍方式杀害了部分荷兰船员。这激怒了荷兰人，马六甲海峡遂出现了集结的荷兰战船，专门截击从澳门驶往果阿等地的葡萄牙船。

1603年2月，荷兰人在柔佛附近海域对葡萄牙进行了一次劫掠。这艘满载中国丝绸、漆器、陶瓷等物品的船被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一共获得了350万荷盾，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这让荷兰人对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充满期待。

同年，荷兰人将永久商站设在爪哇万丹。在东南亚，贯通东西航道最理想的港口，一处是马六甲，另一处就是万丹。一年之前，英国将商馆开到了这里，直到1682年这里都是英国在东南亚的贸易总部。英国人似乎总比荷兰人快半步，1600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时，荷兰国王、高级官员和大富商才在两年后合资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准其拥有从非洲好望角到南美洲之间的贸易垄断权，以及建立军队、设置法庭、签订条约、宣战媾和等特权。

尽管这时荷兰有多达5倍于英国的船只，但荷兰人容忍了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的竞争，他们仍在为摆脱西班牙统治而独立战斗，无力再树敌。两者在很多地方相安无事，一直到1609年荷西缔结安特卫普休战协定，荷兰人开始转身对付英国人。与朝贡贸易圈是一种非侵略性的亲疏关系不同，18~19世纪，荷兰、英国吞并了很多由其保护的联盟国家。

葡西商人在安汶被直接排挤的境遇，很快延伸到了日本等地。1604年德川幕府实行生丝特许制，统制生丝贸易，由葡西商人操纵的局面一去不复返。1612年，日本发出禁止天主教令，同时宣布不再对西班牙实行生丝特许制，却给予分别在1609年和1613年才到日本贸易的荷兰、英国商船以内地贸易的自由，尽管他们带给日本的是与葡西商人大致相同的贸易商品──枪炮、火药、铅等军需品和豪商需要的呢绒、生丝、绸缎及棉纱棉布等。

17世纪初，荷兰一派如日中天之象，其旷日持久的反西独立战争，也是打破葡西对东方垄断的过程。明朝朝贡贸易网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风光，取而代之的华人私人贸易网络，正面临着荷兰人的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