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状出发绝非政治变革的良方。现实往往是变革的阻碍而不是变革的条件。就像故事中那个迂腐守旧的爱尔兰人对那个问他去火车站怎么走的问路人说的：“呃，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从这儿出发。”那个爱尔兰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笨，而他说的这句话也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么没有逻辑。这句话真实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不从这个偏僻蹩脚的地方出发的话，你就能更快、更方便地到达你的目的地。”现今的社会主义者也许会对此表示赞同。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个众所周知的爱尔兰人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大地上，审视着这个即将在外敌环伺、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且濒临破产的国家，口中说着：“呃，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从这儿出发。”

但当时的俄国当然没有其他的选择。一个不同的未来必须是基于这个特定的“现在”之上的。而大多数时候，现在是由漫长的过去组成的。在建设未来的历程中，我们所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件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简单工具，而这些工具上无不沾满了历史遗留的痛苦和剥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新社会无疑将印有孕育了它的那个旧社会的胎记。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纯洁无瑕”的出发点。相信这样一个出发点的存在不过是极左主义者的幻想（也就是列宁所谓的“幼稚病”），而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左派”拒绝接受我们手中所有的这些并不理想的工具：社会改革、行业工会、政党、议会民主等等。共产主义左派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却也落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未来并不是对现在的补充，就像青年时期也不仅仅是童年的延续。未来的种子是埋在现在的土壤里的。这并不是说这种可能的未来一定会出现，就像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长大成人——有些孩子可能小时候就患上白血病不幸夭折了。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种特定的现在会排除很多未来的可能性。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也并非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不是什么陈年旧事都能在未来重演。我十分钟之后在哪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现在的位置。将未来视作蕴藏于现在之中的一种潜力，并不等同于将鸡蛋看作是一只尚未出生的小鸡。如果幸运地没有被压碎或者煮熟的话，一只鸡蛋遵照自然的法则会变成一只小鸡；但大自然并没有保证资本主义崩溃后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现实中蕴藏着许多各不相同的未来的可能性，但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这种看待未来的方式，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帮助人们抵御那些关于未来的假象。比如，我们反对那种洋洋自得的“进化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未来与现在毫无差别，未来只不过是放大版的现在。从总体上说，这种看待未来的方式是统治阶级尤其喜欢的——未来比现在要好，但现在的一切仍将在未来得到延续。发生令人不快的意外的可能性被控制到了最小。创伤和灾难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对我们已有事物的不断改进。这种观点此前一直被称作“历史的终结”，直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不合时宜地重新打开了本已尘封的历史篇章，这场春秋大梦才宣告结束。持这种观点的人梦想着一种安全而单调的生活方式，就像鱼缸中的金鱼，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历史的“金鱼理论”。它通过创造一种极端无聊的环境来逃避强烈的社会动荡，也因此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未来可能会比现在更差，但至少它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几年前金融市场之所以会崩溃，就是金融家们太过依赖一个认定未来一定会类似于现在的体系。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与现在的决裂。历史必须被打破重写——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都是酷爱对抗的嗜血野兽，偏偏喜欢革命胜过改革，而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认为治标更要治本。虽然我在此谈论的是“历史”，但马克思似乎不愿意滥用这个高贵的词汇来概括此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他看来，我们目前为止所经历的都是“史前阶段”——也就是说一种压迫延续另一种压迫，一种剥削替代另一种剥削。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将是与这种可怕的规律彻底决裂，将人带入真正的历史。社会主义者必须对采用何种机制实现这一目标有具体的规划。但如果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变革性的全新社会秩序，那么现在你就没办法谈论太多关于这个新秩序的细节。毕竟我们还可以单纯地用那些过去或者现在的词语描述这样一个未来；而一个与现在彻底决裂的未来将使我们无话可说。就像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①的雾月十八日》中评价的：“（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内容超越了形式。”雷蒙德·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们必须依照共同决议筹划那些可以规划的事物。但强调‘文化’这个概念的正确之处正在于它能提醒我们文化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可规划的。我们必须保证人的生计以及社区的持续。但有了这些之后人们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预测。”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