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袁世凯还曾致书李鸿章，颇有野心地提出在朝鲜设立监国的建议，“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7]对中日外交政策，他认为“朝鲜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资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先派兵轮十数只、陆军数千，先入屯扎。日人见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必可翻然乞和。否则，日兵先至，中国落后，尤难措手。”[8]总体上这与多年后他在甲午战争前夕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是一种以兵力慑服日本的鹰派强硬主张，从中不难觉察到袁世凯个人的张扬性格。

抛开时代背景，袁世凯的谋略似乎并无问题，但是回到那个时代，这个设想无疑是欠冷静和缺乏深虑的。首先，甲申事变发生时，中法战事尚未平息，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甚至提出了要联合日本对付中国的计划，此时使用简单粗暴的武力形式来解决问题，极易激怒日本，被日本寻找到干涉朝鲜内政的借口，外交局势将更加不堪。其次，袁世凯认为添加军队进驻朝鲜，就能吓得日本立刻改变朝鲜政策，显然低估了日本的军力和对朝扩张的野心。凭借在治军经武方面心狠手辣、倚仗叔父辈的人际关系而提拔起来的袁世凯，对外交事务完全不通，任用这样的官员作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大员，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盲目性。

朝堂上很快便有人参劾袁世凯“擅启边衅”，处事不冷静，激化了中日矛盾。有关袁世凯在朝鲜期间豢养官妓、贩卖鸦片以及挪用军饷等各种传闻也纷至沓来，袁世凯被迫请假离朝，回籍“隐居”。中日就甲申事变谈判时，日本谈判代表也极力要求中方惩治袁世凯。对冒失的袁世凯，北洋大臣李鸿章予以全力回护，平生喜好耍痞子腔的李鸿章对袁世凯的鲁莽举动颇有几分欣赏，显出想要罗致这位特殊的人才、利用袁世凯身上某些特质的迹象。同时，与李鸿章私交甚好的袁保龄也致信袁世凯，告知李鸿章从中极力转圜、保护的情形，要袁世凯为之感戴。至此，袁世凯完全投入李鸿章的幕府。

经过甲申事变，根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协定，中国军队完全撤出朝鲜。朝鲜政府认为日本与中国都不可靠，王妃闵氏有与俄国联系的倾向，俄国政府也有将朝鲜变成其受保护国的野心。觉察到这一不利形势，李鸿章奏请将壬午事变中被拘捕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释放回国，以制衡闵氏，并申请将袁世凯重新派回朝鲜，出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意图用这位手段泼辣的人物，来震慑三心二意的朝鲜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