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8月10日、11日，袁世凯路过天津，准备转道赴朝鲜上任。对属下嘻笑怒骂、全无架子的李鸿章，看到这位年少气盛、略现轻狂的少年官员，笑称“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请增派著名大员赴朝鲜，李鸿章则笑道“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语近戏谑，但不难看出甲申事变之后李鸿章心中对袁世凯所持的“拼命三郎”印象。

不负李鸿章期望，袁世凯立刻给朝鲜王室来了下马威。袁世凯携大院君抵达朝鲜仁川时，闵妃深忌这位国王的本生父亲，更明白清政府将与自己不共戴天的大院君放回的用意，于是左右国王，不准派出官员到仁川迎接。袁世凯遂一面大张旗鼓与各国在朝使节、军舰拜会，营造咄咄逼人的外交氛围，一面致信朝鲜政府兴师问罪，“某奉朝廷命送尔王父，似此简亵何以对君父？”逼迫朝鲜国王亲自出汉城迎接。大煞了国王和闵氏的威风后，袁世凯又立即给大院君上了一剂清醒药，将大院君的几名亲信以乱党之名处死，让其明白，清政府之所以放其回国，无非是利用大院君在朝鲜守旧派中的影响，以及其与闵氏的宿怨，让闵氏始终有芒刺在背之感，而并不是支持大院君重夺王位。

从此，袁世凯俨然以太上皇的模样驻在朝鲜，对朝鲜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予以监控干涉，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任意侮辱韩廷君臣”。“袁某性情急躁，办事过火，殊欠和平，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9]利用泼辣手段、纨绔习气和痞子腔调来对付胆战心惊的属国，自然无往而不利，但对觊觎朝鲜半岛的一些海外列强，仅仅凭着这样的本事，是否也能游刃自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