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假定我们要将保持民主的价值作为一个价值目标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它，创造性地给它一个理解，对于我们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很有意义。要重建政治价值，不可避免地要反思整个文化系统和社会问题，把这个东西完全区分开来，在我看来，这种两分法本身就隐藏着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经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可能不考虑社会传统。

我本人是支持民主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民主的危机。西方的民主出现了危机，在巴基斯坦、印度、肯尼亚，民主实际上都面临很大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的，哪一个不是民主问题？因为这个政治与它的社会基础、社会传统、社会关系有深刻的裂痕，它的运行，有时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成为问题之根源。

所以，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否定民主的价值，而是要重新理解现代的政治价值跟我们自己社会的传统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向前看的，不是复古，不是对民主的思考就要回到专制，不是这个意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把政治价值的问题跟文化、精神、传统、社会各方面的问题联系起耒，如果没有这个联系的思考，我觉得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四、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寻找联合点我们讲精神、文化的重建，也离不开社会政治价值的重建，在这一点上，它是相互连接的一个历史，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承担责任。如果说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的话，现代知识分子也是现代劳动分工的一部分。“什么叫知识分子”本身已经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对我来说，并不是你学了一点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其实要想找到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已经很难，所以我常常觉得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个状态，他处在一个独立思考状态的时候，他是知识分子，他在做教授的时候，只是一个教授。

我们不要忘记，包括知识分子也不要忘记，他们这个角色也是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这个社会体制运转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进行反思，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思考，创造一个实践的条件，来做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研究者，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对传统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这些关注既是职业的一部分，又不能够完全是职业的一部分。这个角色的问题，我认为是很关键的。

19世纪、20世纪，在西方、在中国出现了既不同于传统官僚，也不同于传统士大夹的、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这是现代社会进程中的产物。同时，在20世纪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实践。知识分子实践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的最大价值，我们儒家非常重视“知行合一”，实践是一个传统的东西，毛泽东过去就写过《实践论》。

但是今天的难点焦点在哪里？理论的工作、学习的工作、思考的工作也是在实践当中的，但是跟20世纪不一样的是，20世纪有很多社会运动的存在，是在一个大的社会实践的洪流里面，知识分子很容易在它们之间找到关联，使得理论的工作能够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它不仅仅是代表知识分子在说话，也是大众的一部分，社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