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今天的知识分子已经变得很难，为什么？因为知识分子想要超越这个社会阶层来说话的能力，事实上已经很弱，也没有～个社会实践的条件，比如说就让你讲劳工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你还是你，你并不能真正代表劳工说话，也不能代表农民来说话，因为你跟那样的社会运动没有真实的关联，你还是在劳动分工里面。所以，你产生的这些知识最终所起到的作用，不是为他们说话或者代表他们说话，而是被国家等更有利的社会阶层所利用，如国家的调整或者是资本的调整等，知识分子所处的特殊位置，在今天是面临着和过去两百年来不一样的条件。

所以，我说的难点是，知识分子一方面需要做学院里面的学术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在这个工作的同时突破这个分工的范围，．否则的话，哪怕你是真正地为劳工、农民说话，人家也听不见，你也不见得能代表人家。

从这一点来讲，在文化重建、社会重建当中，怎么在我们的思想、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之间重新找到一个有机的联合点，不是说你自己想做就做得到，这要找一个有机的点。探索这一点，我觉得是重新形成知识分子文化的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形成一个知识分子文化意味若并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问题，也就是说要形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化，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本文尝试讨论这样几个问题：(1)“儒教”对于儒家及中华文化可能产生的危害何在？(2)如果要讲儒教，那么此“教”的独特之处何在?(3)有没有必要“重建儒教”(4)如果确有必要重建儒教，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上行路线、下行路线，还是中行路线？(5)如果中行路线最好，那么实行它有什么可行性和文化效应？从这些发问的方式中，读者已经可以看出作者的基本倾向，但更重要的还是说理过程。

一、儒教：一个危险的两难话题明朝末年来华传教士利玛窦（M.Ricci，1552～1610年）提出儒，家是否是宗教的问题，因为他要说清他所传播的基督教（天主教）与中国儒家的关系，以便采取可行的传教策略，此策略后来被称为“利玛窦规矩”。①的回答大致是：儒家在古代（比如西周）是宗教，因为它崇拜天帝，相信天罚等，但它后来在现实中又不再是宗教了，因为它不相信有天堂地狱，不（再）相信灵魂不朽，没有祭祀阶层（神职人员），没有正式经文，不讲创世，所以或是走向无神论，或陷入偶像崇拜（佞佛）。②这样一种回答符合利氏“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因为儒家曾信上帝（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佛家道家），它里边就有与基督教相合之处，又因为它后来不信了，所以它既需要基督教的拯救，又不以它的现实形态与基督教直接冲突，比如祭祖与祭孔按这个解释就都不是宗教仪式，而只是如苟子所说的“志意思慕之情”。于是，中国的基督徒祭祖与祭孔就都不与其基督信仰发生冲突，这就去掉了当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一个最大障碍。

但后来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其他一些教派的代表，比如龙华民，破除了这个在“儒家是否是宗教”问题上被利氏苦心维持的某种平衡（利玛窦的具体论证是否成立是另一个问题），主张拜祀孔子和祖先就是祀神，实际上是判现实中的儒家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这就导致教皇破除利玛窦规矩，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孔祭祖，结果是康熙雍正的全面禁除基督教。到19世纪中叶这个宗教再临时，就没有任何“规矩”了，靠鸦片和炮艇撞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