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未来回顾，20世纪很可能是儒家生存史上最惨痛衰微的一页。其中一大教训就是儒家懵头昏脑地丧失了自己的团体性存在。不但自科举入仕以来形成团体的形态顷刻覆灭，就连讲学团体式的存在也基本消失，“两处茫茫皆不见”，可见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文化反水的洪水猛兽之势。这样一来，人绝道丧，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出现了：一个存在了两三千年的主流文化，几十年间就在其本土灰飞烟灭了，所残留的只是在西式大学中的一些个体的儒家研究者，或做外观式研究，或自称新儒家，虽然聊胜于无，具有某种提示的作用（当然也有掩盖儒家衰微的遮蔽真实的～面），但已无关大局了。而官方同意的祭孔，没有儒家团体的主持，也不过一旅游项目或一统战姿态罢了，如《论语》所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在这样的情势下，儒者必重建自己的团体，而且是以适应并同时改造现实的方式来重建，不然绝不足以挽回败局。基于这种考虑，我赞成蒋庆先生提出的“重建儒教”的主张，并认为他的政治儒学的主张是现代中国思潮中，第一次跳出了“西方中心论”窠臼的儒家之声。这其中的道理我已经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涉及。

其要点在于，如果没有团体或社团式的存在，儒家在今天就是任人冒充或打造的空壳了。

四、重建儒教的方式中上、下行路线之困难然而，被重建的儒家团体应该以什么方式存在呢？首先，它不可能只靠书院讲学和师徒讲学的方式来生存繁衍，因为现在及可见未来的文化形势与先秦至清末的情况大大不同了。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结构的去儒化，主流教育体制的西化，其他有利宗教的竞争，留给这种书院团体的生存空间是相当狭窄的，而且情况还会随全球化的进展进一步恶化。当然，如果出现具有东西方思想比较视野的精深大儒，这种书院或许可以像民初佛家的南京支那内学院那样，产生一定的学术影响（蒋庆先生的当代公羊学和政治儒学已开始产生影响），但这还不同于儒教团体的存在。孔子诽学，传承并发展周礼道统，所编所作之“六艺”成为后世的主导教材，不少弟子可以出去凭儒术做高官，影响政治与社会。直到清末，书院都有这“学”与“仕”的两重功能。然而，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

另外，由于全球化和广义的西方化的经济政治潮流方兴未艾，“靠经济发展解决问题”的现行国策在可见的将来不会做根本改变。所以，寄希望于当政者实现“意识形态的转轨”，让儒家进入政治权力核心，甚至立儒教为国教，不切合实际。现政权面临的所有难题，在这种西化视野中，都不一定非得诉诸儒家来解决。而且，即便我们做最大胆的设想，汉武帝尊儒的一幕居然再现了，上行路线暂时成功了，这对儒家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很难说，因为就我们的视力可及，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潮流。届时儒教依然面临持守自己的亲子源头性还是随这“去儒化”的时代潮流和政治潮流而变的两难，就和德国绿党参加了政权而难于坚守自家特色一样。

那么下行路线——即以“中国儒教会”的名义成为几大宗教之一——是否就是合适的策略呢？它当然比上行路线现实得多，也稳妥得多。它昀具体活动可以包括：开办书院、社区建设（特别是农村的儒家建设）、宣传学说、慈善济世，恢复生活中的部分礼仪（比如婚、冠、丧礼等），乃至重现和发展孔庙的某种宗教功能等。这些都是可以切切实实地去努力践行的事业，也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起码起到复活儒家团体、发出儒家声音的重大文化效应。如果这种儒教可以坚守自己的原则，不依附异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那么就会为儒教在现代社会中赢得～个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