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退休，中国权力交接制度的确立和程序化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这是非常艰难的一步。但这并不是说，从今以后，权力交班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可以确定地说，这一制度还有更为艰难的一步要走，那就是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

在中国，接班人交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大体来说，这个制度可以分解为接班人的选择、政治人物的退出和新接班人的权力交接几个部分。在民主国家，这几个部分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选举决定了一切，选票决定现存领导人的去留，也决定未来的领导人，权力交接只不过是一套程式而已。当然，除了选举，民主制度还有其他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如政府首脑的任期、选举资格、选举办法、退休办法，等等。在西方，很多人就认为，民主政治与其说是人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倒不如说是一种选择政治权力人物的制度。

中国还没有发展出这样一套民主程序，所以接班人问题要依靠其他方式来完成。江泽民的退休和胡锦涛的接任完成了权力的交与接问题，这是个不容易的过程，是邓小平以来中国高层努力的结果。如何建立权力交接制度一直是高层所关注的问题。

江泽民对于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化的建设有很大功劳。人们可以认为，权力交班制度的建设是从邓小平后期开始的，但真正落实这些制度化建设是在江泽民时代。在1997年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逝世之后，江泽民实际上成了中国最有权威的政治人物。他可以继续邓小平开始的权力交接班制度建设，但也可以另起炉灶，用自己的方式来做接班人的安排。如果他坚持这样做，尽管会有阻力出现，但没有人能够怎么样。这种情形出现在毛泽东时代，也出现在邓小平时代。在中国政治体制下，一旦拥有了最高权力，就没有人和制度能够制约最高政治人物了。这也是所有列宁主义式政党中通常会发生的现象。

但江泽民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进一步的制度建设，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最高领导层的退休制度。从1997年十五大上乔石和刘华清等退休，到十六大上李鹏、朱镕基等退休，高层领导退休已经相当制度化。江泽民在一个并不长的过渡时期以后正式退休，表明了这个权力交接班制度的确立。江泽民可能有其他方面的政治遗产，但未来的历史会说，建立权力交接班制度是其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现在，胡锦涛在权力交接班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着比江泽民还要艰巨的任务。一方面，胡锦涛要继承江泽民的遗产，继续在退休制度方面努力。最高领导层退休现在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可望继续下去。但是，进一步制度化的空间还是存在着的，例如，可以规定党的总书记的限任制，政治局常委、委员的限任制，甚至中央军委等重要职位的限任制。有了正式制度的规定，以后的领导人就可以按部就班了。

但是，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如何建立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如何选择接班人在今天的中国显得越来越重要。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指定接班人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政治事件，政治强人可以指定其接班人。一个不行了，再指定另一人也并不困难。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这样做了。当政治强人逝世之后，就必须建立起选择接班人的制度，否则高层政治就会出现大问题。

如何做？民主是避免不了的。当接班人不能由某一个人指定时，就要用集体的力量，这是党内民主的问题。不过，确立民主的选择制度也并非容易。指定接班人很容易，强人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只要其他人接受就行了，但民主是一个复杂的程序。小范围内民主选择（如中共中央委员会），还是大范围内（如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择？迄今，无论是用大民主还是小民主，接班人的选择制度还没有开始建立。胡锦涛如何在其任内建立这样一个制度，对其是个严峻的考验。如果不能建立这样一个选择制度，那么又将如何应对即将来临的权力更替呢？

胡锦涛新领导层已经明确提出加强执政党能力的问题。在理论上，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方向。但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新制度建设的问题。就党内民主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建立接班人选择制度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高层政治就很难制度化。高层政治不能制度化，政治稳定就仍然是个大问题。世界上所有列宁主义政党从来就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接班人问题决定了政党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尽管在过去二十多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架构。那么，如何引进民主机制来避免其他列宁主义政党所遭遇过的命运呢？

原刊于《信报》2004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