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变化应当说都是正面的，表明了党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忧心忡忡呢？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主导着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间的再分配。一些社会阶层在党的这些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获利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希望党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白领和企业人数大增

一些社会阶层对党的变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共已经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者资本家）占了5.1%。

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还直接反映在党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十七大党代表的构成上。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了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从积极面来说，这些变化表明了党的开放性、中国政治的开放性。较之毛泽东时代，当代中国政治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并且开放性的程度还在逐渐提高。而党的可持续发展就依赖于种开放性。从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封闭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开放的政党是可以持续的。

但是除了开放性，党的可持续发展还决定于党的政治公正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从各社会阶层中录用党员，这些都表明了党的开放性，但这并不能表明社会各群体的利益可以在党内得到同样的体现和保护。一些社会群体对党的发展方向的担忧在于，在现实面，不同的社会利益在党内的实现程度很不相同。新兴社会阶层有足够的经济和社会能量来影响党的政策，但弱势群体又怎样呢？就是说，即使在党内，各社会群体在利益聚合、表达和实现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平等。

世界政党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党是不可持续的，而一个能够代表各个社会利益的政党则是可以持续的。不可否认，中共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努力追求在党内协调各种社会利益，达成体制内的妥协。但是在实现政治正义方面，这个不断开放的政治体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保证基本政治正义，就要从制度层面实现党内民主，保障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公平聚合、表达和实现。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