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能否于全球化的大潮之外卓然毅立？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本书赖以讲述的基础，但在我们将全球经济一体化视作公理和不争的事实之前，还得先请那些对全球化尚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去重温一下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论述（精辟非常，简直是先见之明），然后拿来与当今世界经济运行的客观现实进行一番对照，看看全球化的大潮到底能不能阻挡？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今天的世界虽然还没有完全进入马克思所描述的全球化境地，特别是文化与政治的统一。甚至于全球化的实际进程，也没有严格按马克思所设想的——全世界先是分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然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最终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的世界一统的路线图展开。但今日世界的基本面，一幅经济的全球化图画却早已触手可及，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互联网、跨国公司、全球通、交通、金融、股市、奥林匹克、物流、信息流、登月……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一体”；率土之滨，莫非“村民”（地球村）。

全球化的大潮之势不可挡根本上还取决于市场经济的交换属性。商品交换，客观上离不开两个特征：

一个有形的，开放无止境、开放到全球的市场。

一个形之上的，确保能货畅其流的，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

没有一个开放无止境、开放到全球的有形市场，不同的乡镇、县市、省区、国家之间被人为地隔绝开来，彼此的产品流通不起来，交换自然就无从谈起。没有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无形的自由竞争制度，一个行业一块市场被少数几个或一个人垄断着，小民百姓你想买也得买，不想买也得买，真正意义上的大流通、大交换依然会望穿秋水。如果说从乡镇到县市到省区到国家间的持续不断的开放是交换赖以进行的前提，那么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无疑是推进有形市场持续开放的发动机。公平、公开、公正的自由竞争制度带来源源不断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新管理，带来了马克思所讲的低廉的商品价格，带来了市场经济“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使开放无止境、开放到全球终成现实。因而，反对全球化的人们，除非他们能反掉交换，反掉市场经济，或者他们关起门来搞创新、开发新产品的速度比开放的市场经济还要快。

青山遮不住啊，全球化的大潮之势不可挡，我在高唱，中国不能够于全球化的大潮之外而卓然毅立，这是眼前最清楚不过的事实。然而，恰恰是这一再清楚不过的铮铮事实，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着不同形式、不同面目的质疑。个中的原因在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在带给国人丰富多样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会引进迥然有别于中国本土的精神文明，这难免要引起那些惯于关起门来抵抗改革的老朽们的不安，他们担心来自异域的精神文明的广泛传播，最终要触及到他们权利的根基。另一方面全球化既有可能让我们获利，也有可能让我们失利；既有可能让一些行业获利，也有可能让另外一些行业失利。当我们因全球化而获利时，质疑的声音便趋于弱小；当我们因全球化而失利时，质疑的声音便甚嚣尘上。毫无疑问，在中国借由全球化之舟而驶向现代化强国之岸的航程上，不会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时还会遭受大的挫折，质疑的声音将长期存在，并可能变得十分激烈，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可喜的是，我们的领导很英明，不厌其烦地对全球化之道年年讲、持之以恒地讲，这在当前变得不可或缺，也是必由之路。

2．中国经济究竟有多大的招架之功和还手之力？

我们以事实和证据讲话，外贸依存度通常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贸易总额占该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据最为审慎的估计，我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60%。相比之下，同期美国、日本等国的外贸依存度却大致稳定在14％-20％之间。进一步的统计分析还表明，我国不但外贸依存度高，而且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欧盟，集中于少数进入门槛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如纺织、鞋帽、家电。

在这种高度集中的外贸格局下，我们手上到底有几分主动权？这就像秃子头上的苍蝇，明摆着的嘛。美国、日本、欧盟诸国和地区可以酌情不要我们的纺织、鞋帽、家电，他们可以转而向印度、越南、巴西等一大批与我们一样竞争着向他们提供的国家采购，甚至在他们认为必要时也可置一定的机会成本于不顾改由自己生产。尽管欧盟多次向中国的纺织和皮革提出反倾销调查，但我们却不能不努力地向他们提供廉价的体力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换取我们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所必需的高附加值的脑力劳动密集型产品。即使不为换取脑力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这么高比例的外贸依存度形势下，单纯为着稳定国内就业，为着13亿多国民都有一口饭吃，为着已经累积起来的高度同质化的庞大生产能力不至于报废，为着国民经济不陷于巨大的混乱之中，我们也要努力地向美国、日本、欧盟提供。如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国家为何在驻外大使馆被炸，在飞机被撞的急难时刻，仍旧要努力地韬光养晦，努力地“忍”字头上放把刀，退一步确实海阔天空。

愤愤然的爱国者们可能要说：“有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呀，一则从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入手，二则通过刺激内需，三则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思路当然是不错，问题最终也有可能解决，但实际做起来却难乎其难，特别是要想在短期内见到成效。君不见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国家差不多年年在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地调整产业结构、刺激内需、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实际的成效却始终如一地难如人意。这就不再是哪一届政府、哪一届领导人的浅层次问题，而是根源于我国体制和文化的深层次问题。

像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核心不外乎消除宏观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失衡与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宏观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之所以失衡，很多时候不是由于计划不周，主观努力不到位，而是受客观条件所限，被动选择的结果。比如，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是我们在目前全球化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因而，自然就造成了外贸出口高度集中于纺织、鞋帽、贴牌加工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国也想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比例，但追溯上去，高新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产品的增长到头来却离不开体制与文化的双重支撑。没有让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就没有创新的主体人才，没有创新的倡导者，没有创新的基地或者创业园，创新的人才和体制就成为无源之水。

高新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产品的金苹果固然诱人，但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需要我们抓住浅层问题背后的深层问题，否则，只有可望而不可即的份。调整产业结构是这样，刺激内需和提升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水平也是这样，症结都通在体制与文化的根子上，解决起来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当代文化的转型，必定会有一个潜移默化的漫长过程，欲速则不达。当然了，邓小平发动的强国引擎，已使我们在体制创新和文化转型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使我们踏上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不归路。但总体上看，这种进步的速度还不快，进步的程度还不深，进步的幅度还不宽，还不足以让我们在全球化竞争中掌握主动权。事实上，中国是逐渐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的，先得让人家认识并慢慢成为核心，这是一个长期过程。

既然中国不能于全球化的大潮之外而独立，既然当全球化大潮袭来之际的中国经济不但处于弱势，而且鲜有招架之功和还手之力，既然从体制和文化的根子上解决问题仍需要假以时日，那么明智的唯一选择就是，以暂时的妥协来赢得解决问题——体制创新和文化转型的时间，以牺牲部分眼前利益为代价来争取长远的发展。

注意，我用的是争取而非获取，一字之差，内涵却相距甚远。如果是获取，说明在眼前的牺牲与长远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只要暂时妥协了，将来就一定能完成体制创新和文化转型。争取则不然，争取说明前面的妥协和牺牲仅仅意味着一种愿望，愿望到底能否实现，关键要看我们肯不肯争，以及如何去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日后我们不能心想事成，那也不应去埋怨当初的妥协和牺牲，要怨也只能怨我们学习的速度太慢，怨我们求新求变的努力不得要领，怨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暂时妥协所赢得的时间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