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0.赢的思维:以变应变(3)

中国式“赢” 作者:赵伯平


(2)困难意义上的第一

第一变革说穿了就是由大权独揽的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治理,转变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多个人、多个部门按规章制度治。因而,在第一变革中首当其冲的不是别人,而是手握企业大权的最高领导人,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毛,这就决定了第一变革的难度既非欧美企业法治状态下的管理变革,又非中国企业内的其他变革可以同日而语。

欧美企业法治状态下的管理变革,如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其难点主要在观念的转变,不在于执行。他们已经树立的法治权威能确保企业员工即使在不理解的情况下,也能将新的变革措施付诸于行。套用两句官话,他们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会执行;执行不执行是法治观念的问题,执行得好坏是对新管理的观念、个人能力的问题。第一变革就不同了,其困难是双重的,不但在观念,而且从头到尾都会碰到不予执行的障碍。第一变革的对象是人治,而人治的特点就是认人不认法,在人治的障碍没有得到有效克服前,有关第一变革的执行也不会例外。

中国企业人治状态下的其他变革,如部门间的职权调整、工作流程的重新设定,其难点虽然也是双重的,也会碰到执行的障碍,但终究有手握企业大权的老板做变革的后盾,全部的障碍都可以因为他的一句话、一个命令而烟消云散,部门、岗位上的意见再大,也只有乖乖执行的份,要不卷铺盖走人。第一变革则不然,第一变革的第一难点在手握企业大权的老板自身,企业内部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有能量去动一下老板的奶酪。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水平相当的两个人下象棋,吃掉对方一两个子容易,但要将住对方的军,并且把对方将死就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还在后头,在看不见的人心深处。卡耐基说人性的弱点之一是喜欢听好话;中国也有类似的俗语像“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什么叫说话投机呀?你讲话,我一旁不停地点头称是,不停地表示欣赏,你就会兴奋不已,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下去;反过来,我不是摇头,就是冷笑,你还有兴趣继续讲吗?没有。尊重和自我实现感是马斯洛五个层次需要中的最高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感又是什么呀?你大权(包括技术、学术、艺术等所有权威)在握,别人都有求于你,听命于你,毕恭毕敬于你,你呼风唤雨,你的设想、计划一一变成现实,你的成就感、满足感当然强。所以,我觉得人性的弱点也好、尊重和自我实现感受也罢,都无非在表明同一个意思,表明人都有自主、集权的天然倾向,我等芸芸众生之所以不集权,是因为无权可集,有权可集时,一样要集中的。这一点,就连新经济的带头人比尔·盖茨也不能免俗。

微软高级副总裁约翰逊回忆道:“所有事情都要去找盖茨或者鲍尔默。结果做事速度开始慢了下来,而且大家不清楚某件事情如果鲍尔默不同意,还要不要去找盖茨。”……不争的事实是盖茨喜欢公司的这种组织方式,自上而下,由他做主。他喜欢插手去管公司各方面的事务。他创造出中心辐射的组织结构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他喜欢它带给他的凌驾于他人的权力,分散意味减少权力。

真皇帝喜欢君临天下的感觉不必谈,就是张铁林等演员,明知道自己在演戏,不是真做,也会不自觉地演出感觉、演出脾气来。擅演大清皇帝的张铁林曾一语道破演技秘诀,“当群臣跪伏于前,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时,我的皇帝感觉就有了。”

正因为包括企业最高领导人在内的人都有自主、集权的天然倾向,所以我们才在自觉第一变革乃当务之急的同时,深感其不易,深感其为中国企业第一难!

3.适用对象:走最适合自己的路

这个对象就是——一切有志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力争上游的中国企业。

郭沫若先生在他的《甲申三百年祭》中,曾有一段记述李自成作风民主的文字:“他(指李自成)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

我自然不怀疑此类史料的真实性,因为它符合了一般的人情世故。处在马上打天下年代的李自成经常会面临凶多吉少的险恶形势,前有官兵挡道,后有友军追赶,一旁还有虎视眈眈的清兵伺机而上,躲不完的明枪暗箭,避不尽的腥风血雨,要钱没钱,要官没官。各路英雄豪杰和一帮子难兄难弟凭什么提着脑袋跟着他?还不全为一个指望,指望着革命成功后能跟着他图个出身,捞个功名,博得个一官半职,也好回家去光宗耀祖,封妻荫子。

因而,那种情境下的李自成,如果连基本的礼贤下士、从善如流、身先士卒、同甘共苦都做不到,弟兄们还能指望什么?还不如趁早另投明主,远走高飞。如此,他又拿什么去趋利避害,化险为夷,克敌制胜?所以,不单是李自成,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等人,甚至只要在中国历史上弄出点规模气候的农民,都有过博采众长、兼听则明的事业成长期。

问题不在处于事业成长期的李自成们有没有民主的作风,而在于进入事业成熟期后的他们,为何不能将民主的作风进行到底?

我上穷秦汉下明清,蓦然回首,原因竟在中国社会特有的从民主到集权的演变机理!我另举虚拟的集刘邦、朱元璋、洪秀全、李自成之大成的农民领袖王自成为例:

他因为生而知之,或失败后痛定思痛而知之,较之其他的竞争对手更能笼络人才,更能听得进不同意见,所以,上下同欲,众志成城,渐渐在竞争中占据了主动,以至后来捷报频传,胜利的消息一个挨着一个。

一个挨着一个的胜利,如果是放在法治传统悠久的社会,虽然也能为领导人赢得巨大的尊重和自我实现,但决不能让他因之而成神成圣。再辉煌的战绩,哪怕是货真价实的百战百胜,在法治社会看来都只能代表过去,不能代表未来。不但不能代表未来,而且按照法治社会的领导周期理论,越是百战百胜的领导人,到后来越是有必要下课。法治社会推崇法,不推崇人,人永远不能高于法,人如果比法高,法治的根基就会动摇。

一个挨着一个的胜利,现在是放在人治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社会,王自成赢得的就不只是巨大的尊重和自我实现,并且还有非同凡响的神圣。中国人治文化推崇人,虽然也讲法,但更强调人,并且讲法在暗处,强调人在明处。中国人治文化强调的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凡人,凡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让天下苍生无条件地服从于他,而是高高在上的完人、神圣。神圣一贯正确,从来正确,一句顶一万句;神圣垄断着真理,真理在神圣手中;在神圣面前,天下苍生只有顶礼膜拜的份,没有独立思考和怀疑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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