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问，孔子的“下学上达、知天命、敬畏天命”，以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上下与天地同流”，都显示超越精神。这种超越企向和超越精神所开启的无限向上之机，是要突破生命的有限性以取得无限的意义和价值，而其终极的目标，则是“与天合德，身与道一”。同时须知，儒家所企向的生命之提升，并不采取向上攀依、一往不返的单向度的方式。儒者讲天人合德，是双向度的，一方面“本天道以立人道”，一方面“立人德以合天德”。在此，有来有往，上下回应（人德与天道相回应），所以是超越与内在通而为一的。

关于第二问，儒家不但肯定人皆可以为圣贤，而且肯定人皆可以自觉自主地决定“生命的方向”（希贤、希圣、希天），以成就生命的不朽。因此无须另讲一套灵魂得救以祈求永生的道理。同时，儒家并不凭空地讲一个高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本于不安不忍的道德心性之要求，分别从纵横两面以显发“文化的理想”。在横的方面，是本乎仁心之感通而“亲亲、仁民、爱物”，以企向“天下为公，物我一体”的境界（《大学》八条目，则是文化理想的实践纲领）。在纵的方面，是本乎文化意识而要求文化生命之相续不断，所谓“返本开新，慧命相续”，正是期求文化生命大流之永远畅通，以更臻于“充实、丰富、圆熟”的境地。

关于第三问，儒家以吉、凶、宾、军、嘉之“五礼”与伦常生活之“五伦”，作为日常生活的轨道。这就是古人所谓“圣人立教”、“化民成俗”、“为生民立命”的大德业。简要而言，周公制礼作乐，开出“日常生活的轨道”；孔子进而点醒仁义之心，以指导“精神生活的途径”。孔子不离礼乐伦常以说明其意义，点醒其价值，这就是精神生活途径的启导，亦就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开辟。程伊川云：“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按，此乃程伊川作“明道先生行状”中之言，见《二程全书》附录。这真是达旨之言。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别的文化系统中，只有宗教才能够表现的精神，只有宗教才能够发挥的作用，只有宗教才能够尽到的责任；在中国，都是由儒家来担负。所以说，儒家虽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但它却是含具宗教意识的，是能表现宗教之功能作用的，是能显发宗教之超越精神的。只是它并不向上攀依，并不一往不返，而是“摄宗教于人文”，以人文化成天下。终能使“人本、神本、物本”通而为一，而完成一个“正盈、圆盈”之教的基本模型。

至于儒教教化层的活动与生活节文的制订，实乃制礼作乐之事。依当前的事势看，不但一时无法做到，甚至不易着手。唯有时时存念于心，随缘随宜显之于生活行事，由质的变化，渐渐达到量的普遍。一旦条件成熟，自然水到渠成。

1996年1月宣读于佛光山“宗教与文化”国际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