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未想过发表

朱：几乎六十年的时间，他没有想过发表作品？

周：没有，他认为他的东西拿不出手。

朱：他完全可以达到发表的水平。

周：他脑子里从没有一丝想要发表的念头。他所有的照片，在“文革”的时候几乎都烧了。但他把底片放在一个很大的木箱里，他的底片都带有底片夹，硬纸壳里有透明的薄纸袋，他把底片剪开，一条一条的放在里面，上面写好什么时间，或者用什么相机。我们家里，我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扔东西的，连个盒子、连张纸都不扔。所以家里的东西堆得满满的，箱子堆得高高的，他没有时间去拿，也没想过去拿，也够不到。

朱：既然把洗出来的烧掉，底片保存也是有风险的。新中国早期的私人摄影能够保留下来的文献是很少的。

周：他以前拍的底片，在1949年以后都拿到北京去了。北京那个地方干燥，所以都没有发霉变质，而和他一起搞摄影的小友，底片大都粘在一起了，就没办法用了。这也是老天爷帮忙吧，近两万张底片放在北京的箱子里面，一点没有变质，如果放在上海的潮湿环境里早就完了。

我以前不接触他的东西。2006年，我有一天我从上海回北京家里找东西，无意中看到这个箱子，看到底片，我就问：“这里面有这么多底片啊？”他说：“我以前拍得太多了，也没时间整理。”这是偶然的一句话，当天我的直觉突然告诉我，这里面肯定有宝贝啊。可能因为我是搞摄影的，对此特别敏感，也可能我是父亲的摄影学生，相信老师手上肯定有杰作。我第二天就跟父亲说“我帮你来整理吧”。当时没有说要给他做展览，结果开始整理起来我就傻了，两万张全都是负片，这我怎么看啊。最后，我请教专家，花钱扫描了全部底片，才得以在电脑上一张张的观看，挑选出近500张预选照片。

2008年，我跟父亲讲，我要帮你办展览，作为他80岁生日的礼物。我父亲呢，一直在出汗，他说：“我这照片能拿出来吗？”他一直不断地追问这些拿出去丢不丢脸。父亲的人生底线就是不能给自己的父亲丢脸，他要考虑每件事情是给鲁迅加分还是减分，他长期以来都有这种压力。所以，他特别害怕自己的摄影如果拿了出来，人家假如说不好可就麻烦了，所以他不敢冒险，宁可不拿。后来，我请摄影专家刘铁生和画家陈丹青到家里做他的思想工作，告诉他这些照片是很精彩的、很好的，可是他还不相信，背后跟我讲：“他们来是拍我马屁的，一个是你战友，一个是你好友。”

之后，刘铁生去找了李树峰，《中国摄影家》杂志的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摄影研究所所长，找他来看。他也觉得好，又介绍“爱普生”给我，“爱普生”赞助打印这些照片。我父亲年龄大了，看到我是一片孝心，感觉不好驳我，可心里面一直在打鼓。在他这种犹豫不决当中，我将事情一直向前推进。

展览前，他看了打印的照片，他拿着小样逢人就问：“照片真的可以吗?真的行吗？”一直到展览开幕那天，他还在忐忑不安。他的想法是：“我生活当中的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变成艺术品，或者是一个展览。”他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叫纪实摄影，也不挂‘艺术摄影’，什么也不要挂，就叫周海婴80岁摄影展好了。”

朱：第一次是在“爱普生”展览？

周：不是，2008年9月同时在孔庙和“爱普生”做展览，孔庙是120张，“爱普生”在自己的展厅办了个小展览，有30张左右。半年以后，他心里才比较踏实了。后来陆续有一些报道出来，年底他的作品参加了连州摄影节，还获了奖，这些肯定让他非常高兴。后来他还以老顽童的心态，把他过去老照相机的皮套印在自己的名片上面，写上“老摄影家”，以及1948年原上海摄影学会老会员的头衔，才开始肯定自己。

不过他不会说他是一个摄影家、艺术家，他只是说，“我是准专业的，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作了一点儿贡献”。2008年在北京办完展以后，又相继在绍兴、上海、连州摄影节等地展出。

朱：我记得在政协礼堂也展过。

周：不是在政协礼堂，是在全国政协大院里面的大厅里。2009年，为纪念建国60周年、政协成立60年，我们只是把新政协题材的67张照片挑出来做了一个特展，叫做“航向新中国”。后来，我们把这一批展览照片捐给了重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博物馆”。

朱：周老看了展览的报道以后，当时有什么感受？

周：报道他都看到了。我妈妈说，他比较自信了，不像以前面那么担心，觉得自己挺像那么回事，可以挺直腰杆了。他去世之前跟我讲，在他的晚年，我帮他肯定了他在摄影上的成绩，他“非常非常没有想到”；对他的人生，他觉得是画了个完美的句号。他特别在乎这件事，甚至逢人就说。我想，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成就，是大家肯定他的成就，而不是说他只是鲁迅的儿子。他需要的是自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的父亲用文字，而他用影像来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情感。我从没见过父亲这么开心、这么有自信过。他的这辈子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减弱对摄影的爱好，他终于得到了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