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今天笑得不少，你本性乐观吗？

张艺谋：我是双重性格的人，严肃起来也好几天不说话。两面性是父母遗传，我的严肃性、理性、不苟言笑来自父亲，开朗一些的性格遗传自母亲。以往，父亲的影响更多一点，如果心情好，就象我妈。

问：你的作品中，有哪个人物更象你本人？

张艺谋：这还挺难的。《红高粱》那么豪放，我做不到，那种无法无天怎么可能呢，我活的就是有法有天的。《菊豆》，李保田那么病态，我还没到那个程度，那就不太象谁了。《红高粱》和《菊豆》，最开始我把它们看成人性的两极，无限张扬和无限压抑的两极，显然我都沾不上边。我偏中庸一点，做人做事，尽量别伤谁的心，别太得罪谁，有些事儿别做得太过分，跟教育有关。

问：你怎么看“国师”这一称号？

张艺谋：这担当不起。刚去世的季羡林大概能担当，我绝对担当不起。这么叫有点招人恨（笑）。在奥运会上，我似乎代表了国家的一个因素，一个位置，我很荣幸。那时候我真觉得我在为国出力，这回为中国人做一件事情，真是觉得自己受宠若惊。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研究发现，我们认为广为人知的四大发明，我们认为板上钉钉的四大发明，就这个发明权，到底是谁，其实全世界都很多争论，远的不说，韩国认为印刷是他们发明的。奥运会的表演，我们以四大发明做一个表演元素，影响就太大了，10几亿人看，他也不是学者，他有个印象，这印象就带到棺材里去了。大众的许多信息，很多概念，就停在表面上，哦，我小时侯看奥运会，中国人说他们创造了四大发明，挺好。他就这个印象，这个平台所承载的信息，真的是为中国人。只有这一件事情让你有真正的责任感。

问：你怎么看待“主流”的评价？

张艺谋：这个说法是泛政治化的说法。把社会分为主流、非主流、边缘等等，我不知道这说法的定位在哪里。西方媒体对我早期作品有个定位，把我定位为一个斗士，其实他们误会了我，我没敢做斗士，是时代影响了我。今天他们发现怎么斗士突然变成了宋江？（笑）我其实不是斗士，也不是宋江。你要让我说，我有自己的良知、信念、道德标准、价值判断，我都有，我也是在做一些事情，我没有高估自己，不想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我只是一个热爱电影、热爱一些文化演出和活动的人，我有机会就尝试一下方向，挑战一下自己。

问：你满意自己的现状吗？

张艺谋：我要说我不满意，谁都不信。从世俗角度看，从功名利禄角度看，我当然是第一个要满意的；要从我自己的心态看，我还有很多不满意。我老想拍一部我认为特好、特满意的电影，我一直没有这个机会。比如剧本，我一直抱怨，我是导演，不是编剧，可现在2/3精力用在遍剧上，我幻想有一天拿到一个剧本，略做调整我就拍，把90%的精力都用在导演工作上，我觉得就太幸福了。跟80年代相比，好剧本不多，现在也经常下手晚，我现在是剧本荒，吃了上顿没下顿，你说我能对现状满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