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的怪圈，仇和始终坚信一条：“乱世须用重典，重症要下猛药”。

组合拳打向“村梗阻”

在仇和接任沭阳县委书记前，沭阳因为农民信访人多量大，集访、越访频繁发生而成为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当时国家信访局的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为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县政府档案记载，1996年，农民到县政府集访38批1800人次，去宿迁市集访22批690人次，去江苏省政府集访9批170人次。最为严重的一次，市委办公楼曾被围困达两天之久。

为了封堵上访的农民，沭阳曾在其通往宿迁的三个必经道口——沭阳闸、耿圩、悦来三地，派重警设置了三道关卡，仍无济于事。

仇和新官上任后第一次下乡，就领教了什么叫上访大县。视察的车队在一个名叫赶步村的村落被老百姓团团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民本温良，何至于此？官官相护贪枉法，民不聊生气不顺。

东小店乡有个村，从1958年至1997年，40年间村支部书记由父子两人轮流坐庄。父亲退休，儿子接班。村民们反映，这对父子书记尽给老百姓下套：　譬如先给你计划生育指标，等你生下孩子后，就来罚款。超生罚款无标准，从来不给文件看。书记缺钱花了，就上门说上面来通知了，超生要罚款。真有通知假有通知，老百姓不知道。如此这般，前后罚了9年。

类似成为村干部摇钱树的手法很多，但村民们无可奈何。因为这对父子书记所发展的党员清一色是自家的亲戚朋友。所以，村党支部选举就是走过场，自己人选自己人。村支部历来被称为农村的“战斗堡垒”，是直接面对百姓的权力中心，但老百姓对这个权力中心一点发言权也没有。换了一届又一届，台上的面孔始终不改，他们彻底失望了。

如此鱼肉乡民并非个别现象。在另一个人口不足2000的村子，村集体两年间竟赤字33万元。村干部中先后有34人违反财经纪律，挪用、占用2.1万元，吃喝浪费10.2万元，贪污5.3万元。这些资金不是平时向群众多收的，就是银行贷款，有的竟是民间高利贷。

“官逼民反”，这条被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反复证明又反复推演的真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沭阳仍在上演。当各种苛捐杂税超出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时，走投无路的百姓最后的选择就是反抗。“每年都有农民因不堪重负、干部欺压而喝药上吊等案件发生。”沭阳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那时候，沭阳农村同姓同宗的人聚众闹事，县、乡、村干部遭群众围攻、殴打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1995年3月，县公安局干警到耿圩乡周庙村执行公务，遭当地200余名群众围殴，16个干警被打伤，2支手枪被抢走。

官风正，民心才能顺，民风才能纯。仇和始终认为，群众与干部情绪对立、关系紧张，表现在群众身上，症结在干部身上，关键是干部要善待群众、公道正派、勤政廉洁。为此，仇和打出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它的官方称呼叫“三改四制”：　改革村干部管理体制，改善村干部素质结构，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实行村干部公开选拔制，村组干部交叉兼职制，村务、财务公开制，村干部承诺制。

组合拳中，最具杀伤力的是村干部公开选拔制，它的创新之处在于“群众评议，党员选举”，老百姓俗称“两票制”。它的具体办法是，候选人由全村老百姓从全村所有的党员中直接海选产生，得票数排在前两位的为正式村支书候选人，此为“第一票”；两名候选人再到村支部去差额选举，此为“第二票”。先由群众投推荐票，后由党员投选举票，如此选拔支部书记的做法在此前中共党史上未有先例。

老百姓人心大快，那些数十年不倒的问题干部终于纷纷被选下了台！想当村支书，得先过村民这一关！村民们在“第一票”中拥有了他们此前未曾有过的真实的、先决性的发言权，可以左右未来左右他们命运的人的政治命运，确保选出的候选人是自己信得过的人。这些最底层的民众终于行使了久违的有序政治参与权，并直接感受到这一权力的威力，那些在胸中积郁已久的不满终于得到释放。

“仇和的胆子真大，搞起党章之外的‘两票制’选举村支书。”在沭阳下放20多年的上海作家邹安和说，他对仇和感兴趣就是从农民交口称赞“两票制”开始的，“觉得这个县委书记很新奇”。从此后，邹安和不断跟踪研究仇和，并最终以仇和为原型，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美丽中国结》，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获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

当“村干部养着乡干部，乡干部护着村干部”已成为不少地方的潜规则时，仇和的做法自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大帽子随之而来：　一个年龄没有老村支书党龄长的中年人竟然要在党章之外另搞一套，他究竟想干什么，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仇和没有退缩。1997年底、1998年初，仇和在与邹安和三次长谈“三农”问题时，道出了自己的心扉：“拨乱反正后，老干部们的政策落实了，但对农民的政策一直没有真正落实，即还权于民，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农民的主人地位不确立，农村就不可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