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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沭阳本没有多少路(3)

仇和十年 作者:包永辉


全县修路共分五大层次: 第一个是指挥层,由一个总指挥部和四个分指挥部组成。总指挥部相当于“军委”,仇和任政委,县长薛甫伦任总指挥;总指挥部下设四个分指挥部,类似于“四大军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分任正副指挥。总指挥部主要负责全县道路建设资金调度等重大问题的协调处理,“四大军区”主要负责工程施工组织、关系协调、矛盾处理、质量监督等全面指挥工作。

第二个是执行层,由每个乡镇抽调一名副书记和一名副乡(镇)长组成更小的指挥部,相当于“兵团”,重点负责包干路段现场指挥、民工的组织领导和施工管理工作。各条公路修建指挥部给每个乡镇分取一段路面,县里指派一个技术员,再配一些钱款,其余问题均由乡里按时、按质、按量解决。

第三个是技术层,每个乡镇选拔10名高考落榜生,由县交通局封闭培训作为修路现场技术骨干,负责技术指导、技术监督和主要技术环节处理,相当于“参谋部”。

第四个是施工层,每个乡镇抽调150名精干民工,由10名技术骨干负责培训,并以“1+15”的组织形成施工层,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主要负责具体施工操作,相当于“工兵连”。

第五个是协作层,在总指挥部的统一调度指挥下,县交通、建委、供电、邮电、水利、金融、公安、宣传等部门组成协作层,紧密配合修路,协调运作,相当于“后方民兵”。

如此组织,日后被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评价为卓有成效的“机制创新”,在3年修路中,沭阳县“在37个农村乡镇成立了37个筑路公司,把380多名高中毕业生培训成了筑路技术员,把5500多名农民培训为筑路工人”。

而在百姓看来,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如此筑路真正是“官兵”同甘共苦。参与了当年修路的周君成说,指挥部全体人员吃住在指挥部,随时解决工程中出现的问题。从县直机关抽调培训成技术人员的同志,与老百姓一起上路。当时,他所在的组织部6个科长,3个去修路。

由于无钱买铺路机之类的设备,无法机械作业,所有路面全部采用上拌下灌人工摊铺,大量依靠人力。高峰的时候,几条同时开工的路段上“会战”的民工达10多万人,他们中有些人吃睡都在路边的工地上。

让人想起淮海战役

“从春天开始,到深秋结束,热火朝天的场面让人想起淮海战役。”在沭阳下放过多年的上海电影制片厂老作家邹安和说。当年,也是在这片黄淮故土上,这些筑路人的父辈们用独轮车推出了战争胜利的曙光,将人民解放军送到江南,车轮滚滚成了父辈们一辈子的骄傲与荣耀。而现在,他们自己冒着炎炎夏日和深秋的风刀霜剑去上工,再现父辈们的豪迈,造福自己及子孙。

“谁说人心散了?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去凝聚民心,能不能恢复农民们主人翁的地位。”在邹安和看来,仇和所以能通过“收钱”、“派工”——以前一定会引来老百姓抵制、集访的方式修筑道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仇氏所推行的“两票制”让百姓大快人心,部分恢复了农民的主人地位。

群众选的村干部,自然能发动群众;为了自己选的人不被扳倒,大家齐心协力服从指挥,这样才在沭阳这个被称为民风“性懒”、“好斗”的地方,出现十几万农民出门修路、再现淮海战役的壮观一幕。“手段是政治性的,结果是经济性的——路是发展经济之基。这不能不说是仇和的高明之处。”邹安和说。

仇和的身影时常活跃在工地上。每逢节日或高温天气,仇和会命指挥部用卡车拉些肉、米、啤酒之类上路慰问修路人,有空时他还会身先士卒,在工地上推起独轮车。

作为指挥部成员的陈怀美回忆,1997年下半年的一天,城北筑路工地上,仇和娴熟地推着独轮车运土。四套班子成员中的其他人一推就倒,只有仇和能熟练操作。当时,路边有两个中年人路过,认出是县委书记,觉得新奇,就停下来盯着看。仇和生气地问: 

“你们这些人,有空袖手旁观,为什么不一起来干?”

一个中年人回答:“我们不是来看你劳动的,我们是来看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说完,两个人立即干了起来。

还有一位家住城关的老太太,一天领着小孙子到工地边散步。老太太一见正在劳动的仇和就自报家门:“仇书记,你别发脾气,我的小孙子在家里哭着吵着,就是要来看你推车。”

显然,县委书记上阵推车的事早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仇和没有精力也没兴趣去留意这些。考验他的是,有了资金,也有了人力,路是自然可以修的了,但能不能修好则是另一回事。既然是掏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来办交通,要想百姓不骂娘,就得保证对得起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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