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家对精神文化的追求相对来说非常淡薄，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文化跟精神的问题，但我自己完全不这么看，而且我比较坚定地认为，中国首先是一个要重建政治价值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中国跟世界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文化跟精神是多元的。
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要哪一种文化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局面才会很好。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含混，很容易把重建精神跟文化想成是重建中国的道统。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我们缺失的，不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道统或者是文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全人类都应该有的东西。当然，未见得需要有信仰，未见得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宗教的信仰中国才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信仰这种维度中国不见得非要有。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这跟重建精神文化是毫不相干的。比方现在中国最缺的东西，大家都感到比较严重的是诚信问题，其实，这并不是哪一种文化才有的，讲信用不是因为我信了基督教我才讲信用，我信了孔孟之道我才讲信用，或者因为信了伊斯兰教才讲信用，而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从重建精神文化做起的主张，我并不认同，因为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就中国的精神和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治价值上存在着一元化的明显缺失。如果我们承认多元化是最重要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有重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精神文化的考虑。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罗尔斯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大国，不要说是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像中国这种国家，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又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我们非要不可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要重建某一种文化或者要回归到一个中国传统的、以孔孟为主体的道统上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朝那方面考虑。如果你朝那方面考虑，罗尔斯的论点就能说明问题。
其实在道德和精神文化的问题上，我还是同意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见解。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建设，而不是类似于林彪炮制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否定的。我谈到在20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国人的追求的“钟摆”为什么摆到了另外一边呢？那时候刚好我们讲究的是要有一个“道”，追求的是一个“道义”或者“道统”。现在我们否定这一套了，现在很多事实表面上看起来是道德沦丧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安排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人性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任何人都会做坏事。你看，现在有一些犯了罪的高官，他们在忏悔的时候，在谈到精神和道德问题的时候，他们谈得何其之好，那他们为什么又要犯那种道德沦丧的错误呢？因此，这根本不是一个精神文化建设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制度能把他管住就管住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么说要重建政治价值呢？与重建政治价值相联系的，主要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政治安排的问题。实际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民族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国要好，但你不能说中国人道德上比美国人差、比英国人差，或者比任何人差。其实任何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向善的一面、都有自私的一面，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的话，他肯定就会搞贪污腐化或者更为糟糕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的制度在很多时候是不鼓励诚信的，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大学原本应该是培养人的世界观跟人生观、最讲究诚信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所有的大学为了迎接国家教育部搞的一个所谓的评议，全校几万人，从食堂到寝室，包括校园的绿化，从上至下全部都在做假。教育部要来评审，你学校要达标，这些指标有些是要评审你十年前批改的卷子和学生的作业，可那时候还没有那种指标，怎么办？现在的大学老师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评比，他们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也要准备一年多的时间。造成这种情况非常明显的原因就是制度缺失，这跟他们学的是孔子、孟子，还是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
由此看来，现在中国的道德问题主要还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健全，哪怕贪官污吏他内心装的是一个魔鬼，就是因为惧怕受惩罚，他也会做出选择。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制度，《邓小平文选》里面说得非常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所以，我们应该在政治价值方面多考虑，在制度安排方面多下功夫。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变为制度决定论，好像我们谈制度就不谈道德了，那毕竟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治本也还是要治标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分清原因跟结果、分清现象跟本质。对道德跟文化的要求还是应该有的，而且一个制度安排吸收的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这跟中国的道统是毫无关系的。
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不是要哪一种文化建立起来以后，我们的局面才会很好。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含混，很容易把重建精神跟文化想成是重建中国的道统。问题在哪儿呢？我觉得我们缺失的，不是我们中国独特的一种道统或者是文化的东西，而是一种最基本的、全人类都应该有的东西。当然，未见得需要有信仰，未见得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宗教的信仰中国才行，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信仰这种维度中国不见得非要有。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这跟重建精神文化是毫不相干的。比方现在中国最缺的东西，大家都感到比较严重的是诚信问题，其实，这并不是哪一种文化才有的，讲信用不是因为我信了基督教我才讲信用，我信了孔孟之道我才讲信用，或者因为信了伊斯兰教才讲信用，而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认为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要从重建精神文化做起的主张，我并不认同，因为问题不在这里。但是，就中国的精神和文化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政治价值上存在着一元化的明显缺失。如果我们承认多元化是最重要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有重建某一种特定类型的精神文化的考虑。
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思想家罗尔斯就谈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几乎任何一个大国，不要说是美国这种移民国家，像中国这种国家，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这些民族又有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宗教。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觉得我们非要不可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我们是一个多元文化，要重建某一种文化或者要回归到一个中国传统的、以孔孟为主体的道统上来，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朝那方面考虑。如果你朝那方面考虑，罗尔斯的论点就能说明问题。
其实在道德和精神文化的问题上，我还是同意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见解。中国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建设，而不是类似于林彪炮制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否定的。我谈到在20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国人的追求的“钟摆”为什么摆到了另外一边呢？那时候刚好我们讲究的是要有一个“道”，追求的是一个“道义”或者“道统”。现在我们否定这一套了，现在很多事实表面上看起来是道德沦丧的问题，实际上是制度安排的问题。
因为很明显，人性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制度约束的话，任何人都会做坏事。你看，现在有一些犯了罪的高官，他们在忏悔的时候，在谈到精神和道德问题的时候，他们谈得何其之好，那他们为什么又要犯那种道德沦丧的错误呢？因此，这根本不是一个精神文化建设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制度建设的问题，制度能把他管住就管住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为什么说要重建政治价值呢？与重建政治价值相联系的，主要还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政治安排的问题。实际上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民族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国要好，但你不能说中国人道德上比美国人差、比英国人差，或者比任何人差。其实任何人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向善的一面、都有自私的一面，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的话，他肯定就会搞贪污腐化或者更为糟糕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的制度在很多时候是不鼓励诚信的，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大学原本应该是培养人的世界观跟人生观、最讲究诚信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所有的大学为了迎接国家教育部搞的一个所谓的评议，全校几万人，从食堂到寝室，包括校园的绿化，从上至下全部都在做假。教育部要来评审，你学校要达标，这些指标有些是要评审你十年前批改的卷子和学生的作业，可那时候还没有那种指标，怎么办？现在的大学老师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评比，他们一天什么事都不做，也要准备一年多的时间。造成这种情况非常明显的原因就是制度缺失，这跟他们学的是孔子、孟子，还是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
由此看来，现在中国的道德问题主要还是制度缺失造成的，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健全，哪怕贪官污吏他内心装的是一个魔鬼，就是因为惧怕受惩罚，他也会做出选择。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制度，《邓小平文选》里面说得非常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所以，我们应该在政治价值方面多考虑，在制度安排方面多下功夫。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变为制度决定论，好像我们谈制度就不谈道德了，那毕竟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治本也还是要治标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要分清原因跟结果、分清现象跟本质。对道德跟文化的要求还是应该有的，而且一个制度安排吸收的是全人类共有的东西，这跟中国的道统是毫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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