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缺少诚信，这表明我们社会在基本道德上出了问题。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也不例外。但具体到当代中国道德和精神文化上的缺少，相比起轻中华重西方、轻传统重现代这些所谓的成因，政治价值以及制度的缺位更为重要。相比回归传统道统，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是要树立起多元的政治价值，并加强制度建设。在此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应秉承批判精神，做普世价值和永恒价值的守护神。
一、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现在有凸显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而且还非常厉害。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也许不同的人对这个现象有不同的解说。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抱怨这一点。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国，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重精神轻物质的。记得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重新执政时，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对这种所谓的重精神轻物质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这就是那时十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其中明显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阻碍经济发展、物质建设的东西，即：重其义而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邓小平其实真正针对的是“文革”时的极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张春桥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指的就是类似“道统”的“好东西”；所谓“资本主义的苗”，指的就是类似物质的东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统，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成就，恰恰证明小平同志所见所论更符合国情更契合国民之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今天遭遇到了物质发展与精神生活不协调的时候，千万别再通过回归所谓的传统道统来求解了。
当然，能否避免回归，绝非易事。因为，中国曾经经历过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把物质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时候。“文革”时期就最突出最严重：当时很多盛行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反人性的。林彪讲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极为流行。在这样的精神滥殇中，中国经济在“文革”后期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邓小平１９７５年复出，是中国重拾现代化，从极左的、虚伪的精神原子弹中挣脱出来，即“拨乱反正”。正是从小平复出开始，发展物质利益、谋求个人利益开始在中国变得渐渐正常起来。
如果历史是个钟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这个钟摆全然摆向精神这一边，但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叶以后，钟摆强烈、迅速地反向摆往物质这一边，甚至也出现了唯利是图、唯钱万能的荒谬现象。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这种忽左忽右大幅度摆动的现象，极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为什么？中国这种现象与中国特殊的背景相关：中国实际上是从一个不正常的、极端精神完全没有物质的那边开始摆的，因此当它从离开精神这一端往物质摆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一个反动，因此不仅不是所谓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进步。
当然，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国人越来越所谓的物质化、个人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只重精神或只重集体的东西，也并没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地一清两楚的，而是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因此当我意识到今天物质化太强、精神性太弱这种失衡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时，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难的。
除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殊性外，现在又有了另外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或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分追求物质几乎是人类的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非常难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这种基督教文明国家如此，东方儒教的中国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厉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精神的民族，他们曾经对物质蔑视到了极点，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现代化，宗教也难以挡住物质化倾向。
正是考虑到重物质轻精神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发展中遇到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能否寻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乐观。
一、重物质轻精神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中国现在有凸显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而且还非常厉害。但是对于这种现象，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很重要的，也许不同的人对这个现象有不同的解说。其实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在抱怨这一点。这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谈这一点的时候，既要看到共同性，也要看到特殊性。
在中国，我觉得至少有这么一个特殊性，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其实是重精神轻物质的。记得在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重新执政时，想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对这种所谓的重精神轻物质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这就是那时十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其中明显地批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阻碍经济发展、物质建设的东西，即：重其义而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邓小平其实真正针对的是“文革”时的极左思潮：最典型的就是张春桥的话，“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谓“社会主义的草”，指的就是类似“道统”的“好东西”；所谓“资本主义的苗”，指的就是类似物质的东西，苗再好，只要不符道统，就不是一个好东西。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成就，恰恰证明小平同志所见所论更符合国情更契合国民之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我们今天遭遇到了物质发展与精神生活不协调的时候，千万别再通过回归所谓的传统道统来求解了。
当然，能否避免回归，绝非易事。因为，中国曾经经历过把精神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把物质或者利益推到了完全等于零的地步的时候。“文革”时期就最突出最严重：当时很多盛行的东西实际上是非常反人性的。林彪讲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上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极为流行。在这样的精神滥殇中，中国经济在“文革”后期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邓小平１９７５年复出，是中国重拾现代化，从极左的、虚伪的精神原子弹中挣脱出来，即“拨乱反正”。正是从小平复出开始，发展物质利益、谋求个人利益开始在中国变得渐渐正常起来。
如果历史是个钟摆，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这个钟摆全然摆向精神这一边，但自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叶以后，钟摆强烈、迅速地反向摆往物质这一边，甚至也出现了唯利是图、唯钱万能的荒谬现象。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这种忽左忽右大幅度摆动的现象，极为稀罕，甚至是特有的。为什么？中国这种现象与中国特殊的背景相关：中国实际上是从一个不正常的、极端精神完全没有物质的那边开始摆的，因此当它从离开精神这一端往物质摆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以前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一个反动，因此不仅不是所谓的倒退，恰恰相反，它是一种进步。
当然，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国人越来越所谓的物质化、个人化，但是，改革开放之前那种只重精神或只重集体的东西，也并没有完全就消失掉。由此，我认为：中国的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地一清两楚的，而是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因此当我意识到今天物质化太强、精神性太弱这种失衡已经严重到了不得不管的地步时，我仍然很清醒：管是很困难的。
除了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殊性外，现在又有了另外一个共同性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或者在现代化过程中，过分追求物质几乎是人类的一个通病，而且是一个非常难以治愈的痼疾。你看，不光是西方这种基督教文明国家如此，东方儒教的中国如此，印度亦如此：印度的宗教非常厉害，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精神的民族，他们曾经对物质蔑视到了极点，但是，今天印度也在迅速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现代化，宗教也难以挡住物质化倾向。
正是考虑到重物质轻精神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人类发展中遇到的普遍现象，因此，中国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能否寻求到化解之道，至少我不敢太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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