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及中国精英的历史责任
自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是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的知识挑战。因为不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国就不可能找到一条代价比较小的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找不到一种适合中国的地方自治的模式。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但亟待深化。我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出来，结束这篇已经过长的文章。
我的基本看法是，1. 自治不等于民主；2. 民主不一定有利于地方自治和法治；3. 承认地方自治的权利，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法治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地方自治；4. 没有确立地方自治和法治的理念，就不可能建设理性的民主政治；5. 精英的理性沟通，而不是大众民主，是实现自治、法治和民主三大机制理性平衡的关键。
在我看来，自治、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并不玄妙，而是可以用常识的语言讲清楚的。自治不等于民主，这是明显的事实，很多自治体都不是民主治理的。问题是，民主是否就是自治？这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承认地方自治的理念，如果多数人不接受地方自治的理念，民主就可能威胁到一些地方的自治权利。希特勒是民主制度选出来的，但结果是希特勒在一段时间里剥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自治的权利。民主也不一定有利于法治，如果多数人不接受对私人权利和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民主就可以成为摧毁法治的利器。当然，历史告诉我们，当民主摧毁了法治，民主也将死亡。
为什么说，承认地方自治的权利是建设法治的前提，理解这个问题，对中国非常关键，因为许多人现在接受了法治的理念，却不大能够接受地方自治的理念。正如许多人以前接受民主的理念却不能接受法治的理念一样。法治最基本的功能是界定和保护公民的私权，也就是界定和保护人的市场赋权。但是，对私权的界定是和对公权的界定不可分割的。巴泽尔产权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那些难以清晰界定的产权，必然要进入公共空间，由公权力来调节，而无法靠市场来调节。如果一个共同体的边界是不清楚和不确定的，群域和公权的范围不清楚就必然威胁到己域和私权的界定。地方自治的制度安排，明确了不同共同体公权力的外部边界，从而减少了内部私权与公权界定的困难。地方自治还允许不同的地区在本地区内部调整群域和己域的边界，从而使群域和己域的划分首先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全局性的政治问题。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功能，除了制约行政权力，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调整群域和己域的边界。承认地方自治，就是承认地方有权利各自调整内部群域和己域的边界。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现代文明的两大价值是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既相互补充，也相互冲突。现代文明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为基础，并且在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冲突推动下进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冲突为什么能够推动现代文明进步呢？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居民对自由和平等的偏好是有差异的，一些地区更偏重自由，而另一些地区更偏好平等，这样就导致不同的区域共同体内群己边界的划分差异，这一差异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公共政策甚至制度安排上。由此导致的地方之间的政策竞争和制度竞争，推动了政策和制度的进步，从而推动了现代文明的进步。
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共之争，就价值取向而言，是自由和平等之争。国民党更多地代表了自由，而共产党更多地代表了平等。中国现代化的不幸就在于，在地方自治和法治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就全面地引入了现代的价值之争。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之争，在中国采取了武装割据的形态，并且与历史上改朝换代机制相结合。国共之间以武装斗争为形式的价值之争虽然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进步，但代价实在是过于高昂。在确立地方自治和法治的前提下，自由与平等之争就能在地方之间以和平的方式展开，表现为和平的制度竞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巨大的进步，深深地得益于与台湾、香港的和平竞争，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和制度竞争。包产到户改革最大的进步意义之一，就在于开创了各地之间不同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竞争。本文提出新改革思路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也是把健康的制度竞争，引入中国的地区竞争。
为什么地方自治和法治不确立，就不可能实现理性的民主政治，主要就是因为，在公权和私权的边界不清楚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将不堪重负。人们会被迫把本来应该通过自治和法治来解决的许多问题，交给投票来解决，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暴民政治的危险，少数派的权利和许多私权将无法得到保护，最后，人们只好回过头去找强人，交出自己的民主权利。
中国的现实是，我们既没有地方自治，也没有法治和民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究竟应该先走哪一步，三大机制之间的进步如何协调？无须讳言，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些问题十分缺乏共识，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精英还没有形成一个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来探讨这些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故去的王元化先生对“高调民主”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高调民主”会不会再次断送中国的地方自治和法治，从而再次断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恐怕就是他生前的隐忧。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未来能不能少走一些弯路，少付出无畏的牺牲，这是中国精英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路径是精英选择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精英为什么没有能够为中国选择一条代价较小的现代化路径？中国现代化最大的教训究竟是什么，我赞同王元化先生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中国精英缺少宽容的政治文明。正是由于缺少政治宽容，中国精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倾向屡占上风，豪言壮语一次次压制了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声音，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成本极其高昂。笔者真诚地希望，历史的错误不再重复。历史的教训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因此，中国精英学会认真倾听不同声音之日，才是中国现代化步入康庄大道之时。
自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是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的知识挑战。因为不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国就不可能找到一条代价比较小的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找不到一种适合中国的地方自治的模式。目前，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但亟待深化。我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出来，结束这篇已经过长的文章。
我的基本看法是，1. 自治不等于民主；2. 民主不一定有利于地方自治和法治；3. 承认地方自治的权利，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法治的发展有利于巩固地方自治；4. 没有确立地方自治和法治的理念，就不可能建设理性的民主政治；5. 精英的理性沟通，而不是大众民主，是实现自治、法治和民主三大机制理性平衡的关键。
在我看来，自治、法治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并不玄妙，而是可以用常识的语言讲清楚的。自治不等于民主，这是明显的事实，很多自治体都不是民主治理的。问题是，民主是否就是自治？这取决于多数人是否承认地方自治的理念，如果多数人不接受地方自治的理念，民主就可能威胁到一些地方的自治权利。希特勒是民主制度选出来的，但结果是希特勒在一段时间里剥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自治的权利。民主也不一定有利于法治，如果多数人不接受对私人权利和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民主就可以成为摧毁法治的利器。当然，历史告诉我们，当民主摧毁了法治，民主也将死亡。
为什么说，承认地方自治的权利是建设法治的前提，理解这个问题，对中国非常关键，因为许多人现在接受了法治的理念，却不大能够接受地方自治的理念。正如许多人以前接受民主的理念却不能接受法治的理念一样。法治最基本的功能是界定和保护公民的私权，也就是界定和保护人的市场赋权。但是，对私权的界定是和对公权的界定不可分割的。巴泽尔产权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那些难以清晰界定的产权，必然要进入公共空间，由公权力来调节，而无法靠市场来调节。如果一个共同体的边界是不清楚和不确定的，群域和公权的范围不清楚就必然威胁到己域和私权的界定。地方自治的制度安排，明确了不同共同体公权力的外部边界，从而减少了内部私权与公权界定的困难。地方自治还允许不同的地区在本地区内部调整群域和己域的边界，从而使群域和己域的划分首先是一个地方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全局性的政治问题。事实上，现代民主政治的主要功能，除了制约行政权力，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调整群域和己域的边界。承认地方自治，就是承认地方有权利各自调整内部群域和己域的边界。这一点对于现代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现代文明的两大价值是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既相互补充，也相互冲突。现代文明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为基础，并且在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冲突推动下进步。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冲突为什么能够推动现代文明进步呢？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居民对自由和平等的偏好是有差异的，一些地区更偏重自由，而另一些地区更偏好平等，这样就导致不同的区域共同体内群己边界的划分差异，这一差异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公共政策甚至制度安排上。由此导致的地方之间的政策竞争和制度竞争，推动了政策和制度的进步，从而推动了现代文明的进步。
上个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共之争，就价值取向而言，是自由和平等之争。国民党更多地代表了自由，而共产党更多地代表了平等。中国现代化的不幸就在于，在地方自治和法治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就全面地引入了现代的价值之争。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之争，在中国采取了武装割据的形态，并且与历史上改朝换代机制相结合。国共之间以武装斗争为形式的价值之争虽然也带来了重大的社会进步，但代价实在是过于高昂。在确立地方自治和法治的前提下，自由与平等之争就能在地方之间以和平的方式展开，表现为和平的制度竞争，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强大的杠杆。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巨大的进步，深深地得益于与台湾、香港的和平竞争，同时也得益于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政策和制度竞争。包产到户改革最大的进步意义之一，就在于开创了各地之间不同价值取向的制度安排竞争。本文提出新改革思路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也是把健康的制度竞争，引入中国的地区竞争。
为什么地方自治和法治不确立，就不可能实现理性的民主政治，主要就是因为，在公权和私权的边界不清楚的情况下，民主政治将不堪重负。人们会被迫把本来应该通过自治和法治来解决的许多问题，交给投票来解决，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暴民政治的危险，少数派的权利和许多私权将无法得到保护，最后，人们只好回过头去找强人，交出自己的民主权利。
中国的现实是，我们既没有地方自治，也没有法治和民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究竟应该先走哪一步，三大机制之间的进步如何协调？无须讳言，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这些问题十分缺乏共识，更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的精英还没有形成一个理性的沟通机制和共识机制来探讨这些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刚刚故去的王元化先生对“高调民主”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高调民主”会不会再次断送中国的地方自治和法治，从而再次断送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这恐怕就是他生前的隐忧。
中国的现代化已经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未来能不能少走一些弯路，少付出无畏的牺牲，这是中国精英不容回避的历史责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路径是精英选择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精英为什么没有能够为中国选择一条代价较小的现代化路径？中国现代化最大的教训究竟是什么，我赞同王元化先生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中国精英缺少宽容的政治文明。正是由于缺少政治宽容，中国精英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急功近利的倾向屡占上风，豪言壮语一次次压制了独立的思考和理性的声音，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成本极其高昂。笔者真诚地希望，历史的错误不再重复。历史的教训已经明白地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因此，中国精英学会认真倾听不同声音之日，才是中国现代化步入康庄大道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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