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变革过程的认知障碍
杨晓凯提出欠发达国家存在“后发劣势”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我在回顾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历史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后发劣势”的机理，就在于欠发达国家的精英在集体认知能力方面难以摆脱比较劣势。这种比较劣势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外部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话语霸权”，这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经济、技术和军事的优势，带来了在文化、学术、道义等表达上的全面优势。这种优势的后果是，欠发达国家不仅要按照西方叙事逻辑来理解西方，还要跟在他们后面，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东方，也就是用西方人的话语系统来解读我们自己。这当然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因为学术西化的过程，是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理性认知的过程。但许多后发国家学术西化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丧失了本国集体认知的主体性。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标志着后发国家对这一严重的认知障碍已经有了自觉的反省。
但是，意识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意识到这种话语霸权对我们集体认知形成的障碍，并不足以使我们克服这种霸权来提高我们的集体认知能力，因为导致这种话语霸权最主要的原因恰恰来自后发国家自己，来自于后发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理性交往的困难，这正是许多批评西方话语霸权的人没有正视的问题。
我相信，许多人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但是，找到出路的前提之一，就是敢于面对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族群之一，但是，很难否认，中国人也是比较缺乏集体智慧的族群之一。这个问题本质上与个人心智高低和道德倾向没有关系。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人群中有足够多的人，心智高并且有强烈的道德感。一个族群的集体智慧与集体行动的偏好有关，因为集体行动的偏好决定了心智不同和道德倾向不同的人在集体行动中的话语权，因而决定着集体行动的道德底线。中国人集体行动偏好的道德底线虽然不高，但总是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道德化，这种偏好妨碍了我们认识自己的认知弱点，因为我们总是把人类的任何弱点，都和道德弱点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集体智慧的不足与中国人集体偏好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本文只能非常概要和肤浅地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中国知识人的交往和表达，有一些人所共知的偏好，从这些偏好，我认为不难看出中国集体智慧不足的原因。中国知识人，或文人的一个偏好，是“为帝王师”，也就是说，有机会向最高当权者表达并影响他的思想，是文人最理想的自我实现形式之一。当然，更高的理想是“立言”，但谁都知道，在历史上立言并非易事，于是，就派生出另外一个偏好，“大言欺世”或王元化先生所用的“曲学阿世”。不过。“大言欺世”和“曲学阿世”的说法，已经注入了道德判断，比较中性的现代表达就是中国知识人的另外一个偏好，是获得影响大众的话语权。第三个描述中国知识人交往偏好的成语就是“文人相轻”。如果没有第三个偏好，放弃道德评判，前两个偏好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把第三个偏好引进来，中国知识人对社会整体认知的影响就不容乐观了。
“文人相轻”意味着什么呢？文人相轻意味着知识人作为一个整体，缺乏相互尊重和集体理性，缺乏一种集体的知识评价准则和评价机制。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人相轻呢？在文人相轻的约束下生产出来的知识，通过“为帝王师”，通过在社会和历史“立言”来影响整个社会的认知，会不会对社会进步产生不利的后果呢？
文人相轻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文人自身缺乏道德涵养，而是政治大一统的需要，是政治大一统的秩序必然内生出来的知识人偏好。王权至上的政治大一统，不愿意看到知识人形成超然于王权政治的交往，不可能为知识人建立自治的知识交流平台提供公共空间。王权的利益，恰恰在于分化知识人，使他们相互轻视。
面对这样严峻的政治约束，中国古代的士人为了实现道统对治统的制约，为了实践知识人“天下为公”的理念，只好更多地依赖对自己的道德完善和修炼。但是，这样并解决不了对知识客观评价的机制问题，反而助长了中国知识人把认知分歧道德化的不良倾向，习惯于把道德是非与事实的真伪混为一谈。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知识人的交往强调君子和小人之分。这种人格化的交往严重地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因为聪明的小人往往可以看见迂腐的君子看不见的许多事实，懂得他们很难懂得的许多真理。当然，小人也有小人的认知局限。中国文明相对西方文明集体认知能力不足，就在于我们一直没有能够突破政治大一统给我们的集体认知带来的局限，建立非人格化的，具有公共精神的理性交往。文人相轻，知识人不能自主和集体地建立一套公正评价知识的规范和机制，不可避免地助长中国知识人功利和势利的倾向，不可避免地让许多知识人成为洋人和古人的俘虏。
现在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但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单纯的道德批评和道德建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简单地模仿国外的评价机制，直接把西方的评价体系应用于评价中国知识人生产的知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加大了西方的话语霸权，扭曲了中国知识的需求和供给，后果非常严重。
理性的改革过程需要建设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但前提是要建设中国知识人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而建设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的困难，来自于中国知识人缺乏理性的集体行动偏好。但是，中国知识人缺乏集体理性的偏好的重要原因，又恰恰是缺乏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如何才能打破这个悖论和循环呢？
我认为，现代网络技术提供了打破这一悖论的历史性机会。我在政治改革思路中指出，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使人们超越现实中的交往方式发展体现公共理性的交往。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网络技术的出现正在改变中国人的集体认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精英阶层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网上建立一种完全自治的集体评价机制。我相信，随着这方面的突破，必将带来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一个更加理性的改革过程提供理论指导。
杨晓凯提出欠发达国家存在“后发劣势”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我在回顾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历史的文章中曾经指出，“后发劣势”的机理，就在于欠发达国家的精英在集体认知能力方面难以摆脱比较劣势。这种比较劣势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外部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话语霸权”，这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经济、技术和军事的优势，带来了在文化、学术、道义等表达上的全面优势。这种优势的后果是，欠发达国家不仅要按照西方叙事逻辑来理解西方，还要跟在他们后面，从西方的角度来理解东方，也就是用西方人的话语系统来解读我们自己。这当然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因为学术西化的过程，是学习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理性认知的过程。但许多后发国家学术西化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丧失了本国集体认知的主体性。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标志着后发国家对这一严重的认知障碍已经有了自觉的反省。
但是，意识到西方话语霸权的存在，意识到这种话语霸权对我们集体认知形成的障碍，并不足以使我们克服这种霸权来提高我们的集体认知能力，因为导致这种话语霸权最主要的原因恰恰来自后发国家自己，来自于后发国家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理性交往的困难，这正是许多批评西方话语霸权的人没有正视的问题。
我相信，许多人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这个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但是，找到出路的前提之一，就是敢于面对问题。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族群之一，但是，很难否认，中国人也是比较缺乏集体智慧的族群之一。这个问题本质上与个人心智高低和道德倾向没有关系。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人群中有足够多的人，心智高并且有强烈的道德感。一个族群的集体智慧与集体行动的偏好有关，因为集体行动的偏好决定了心智不同和道德倾向不同的人在集体行动中的话语权，因而决定着集体行动的道德底线。中国人集体行动偏好的道德底线虽然不高，但总是喜欢把所有的问题都道德化，这种偏好妨碍了我们认识自己的认知弱点，因为我们总是把人类的任何弱点，都和道德弱点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集体智慧的不足与中国人集体偏好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本文只能非常概要和肤浅地表达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中国知识人的交往和表达，有一些人所共知的偏好，从这些偏好，我认为不难看出中国集体智慧不足的原因。中国知识人，或文人的一个偏好，是“为帝王师”，也就是说，有机会向最高当权者表达并影响他的思想，是文人最理想的自我实现形式之一。当然，更高的理想是“立言”，但谁都知道，在历史上立言并非易事，于是，就派生出另外一个偏好，“大言欺世”或王元化先生所用的“曲学阿世”。不过。“大言欺世”和“曲学阿世”的说法，已经注入了道德判断，比较中性的现代表达就是中国知识人的另外一个偏好，是获得影响大众的话语权。第三个描述中国知识人交往偏好的成语就是“文人相轻”。如果没有第三个偏好，放弃道德评判，前两个偏好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旦把第三个偏好引进来，中国知识人对社会整体认知的影响就不容乐观了。
“文人相轻”意味着什么呢？文人相轻意味着知识人作为一个整体，缺乏相互尊重和集体理性，缺乏一种集体的知识评价准则和评价机制。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人相轻呢？在文人相轻的约束下生产出来的知识，通过“为帝王师”，通过在社会和历史“立言”来影响整个社会的认知，会不会对社会进步产生不利的后果呢？
文人相轻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文人自身缺乏道德涵养，而是政治大一统的需要，是政治大一统的秩序必然内生出来的知识人偏好。王权至上的政治大一统，不愿意看到知识人形成超然于王权政治的交往，不可能为知识人建立自治的知识交流平台提供公共空间。王权的利益，恰恰在于分化知识人，使他们相互轻视。
面对这样严峻的政治约束，中国古代的士人为了实现道统对治统的制约，为了实践知识人“天下为公”的理念，只好更多地依赖对自己的道德完善和修炼。但是，这样并解决不了对知识客观评价的机制问题，反而助长了中国知识人把认知分歧道德化的不良倾向，习惯于把道德是非与事实的真伪混为一谈。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知识人的交往强调君子和小人之分。这种人格化的交往严重地阻碍了知识的交流，因为聪明的小人往往可以看见迂腐的君子看不见的许多事实，懂得他们很难懂得的许多真理。当然，小人也有小人的认知局限。中国文明相对西方文明集体认知能力不足，就在于我们一直没有能够突破政治大一统给我们的集体认知带来的局限，建立非人格化的，具有公共精神的理性交往。文人相轻，知识人不能自主和集体地建立一套公正评价知识的规范和机制，不可避免地助长中国知识人功利和势利的倾向，不可避免地让许多知识人成为洋人和古人的俘虏。
现在许多人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但还有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单纯的道德批评和道德建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简单地模仿国外的评价机制，直接把西方的评价体系应用于评价中国知识人生产的知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加大了西方的话语霸权，扭曲了中国知识的需求和供给，后果非常严重。
理性的改革过程需要建设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但前提是要建设中国知识人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而建设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的困难，来自于中国知识人缺乏理性的集体行动偏好。但是，中国知识人缺乏集体理性的偏好的重要原因，又恰恰是缺乏理性的知识评价机制。如何才能打破这个悖论和循环呢？
我认为，现代网络技术提供了打破这一悖论的历史性机会。我在政治改革思路中指出，网络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空间，可以使人们超越现实中的交往方式发展体现公共理性的交往。事实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网络技术的出现正在改变中国人的集体认知，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活。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精英阶层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在网上建立一种完全自治的集体评价机制。我相信，随着这方面的突破，必将带来中国本土化的现代化理论的重大突破，为一个更加理性的改革过程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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