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经历过两次“外交革命”。

第一次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出现巨大转变，由“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驱动转变为国家利益驱动，国际形势的定位也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中国外交从意识形态因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始真正地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转变和“外交革命”。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由被动外交向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机制的外交转变。这是外交方式的转变，具有深远意义，也被普遍称为“新外交”。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一直对参与多边机制和维和行动讳莫如深，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中国利益的全球化，中国逐步认识到多边机制的重要作用，中国外交开始自信地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多边机制规则的制定。这个时期的标志就是提名香港前卫生署长陈冯富珍参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她的当选是中国人首次在重要国际组织担任领导职务，表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再沉默，而是要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自己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中国外交调整的最大变化就是“新外交”的出现。{23}这表现在：中国致力于塑造和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急于行动，而是深思熟虑后再作决策；倡导和坚持多边主义，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合作；经济优先，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强调周边关系、也重视大国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多边外交，“以邻为伴，与邻为善”成为中国处理与邻国关系的准则；将“以人为本”引入中国外交，随着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走向海外，近年来中国公民个人利益在海外受损的情况增多，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外交开始向领事事务倾斜，把更多的外交资源放到公民个人利益的保护上。

中国在外交实践中也表现出三个新特点：首先是自信，中国从领导人到老百姓都更加自信；其次是能力，中国官员都经历了长期学习过程，多数官员在海外学习或培训过，能够以西方的方式应对西方的游戏；再次是示范效应，将其他地区发展模式的经验拿来供中国学习借鉴。中国因素在国际事务中进一步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的力量，包括外交、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增强；第二是中国的模式力量开始具有影响力；第三是中国的具体外交成就。这也带来了两方面的政治后果，一是其他大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增强，二是“中国责任论”的呼声高涨。

中国“新外交”由五大部分组成：周边外交、大国外交、第三世界外交、多边外交和新兴的“软实力外交”。中国外交指导方针从以往的大国外交优先转向“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呈现“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总体格局。以2005年国家教育部提出的将在2010年前在全球建成100 所孔子学院为标志，“软实力”外交正式登上中国外交舞台，成为中国外交的独立组成部分。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2月26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强调，应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温总理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例如‘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尊师重教’的教育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社会伦理思想，等等。我们要运用各种形式和手段，包括巡演巡展、汉语教学、学术交流和互办文化年等，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

“善于运用灵活多样的对外宣传和交往方式，尽量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增强宣传的有效性，努力引导各方面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国际作用，营造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24}十七大报告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将“软实力”建设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5}应当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公众外交政策、突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在和谐世界语境背景下促进中国外交的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