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中美欧三方都不应持续激发上述分歧和矛盾。寻求超越权力政治的合作与共赢途径是明智的选择，其中首要的任务是找到三方超越权力政治的现实基础。

1. 超越权力政治的基础

怀特在《权力政治》一书中描述了权力在国际关系具有关键作用。这种迷恋权力甚于道德的观念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中成为一种核心观点，那些现实主义大师无一例外地吹捧权力政治决定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因而总的来看，国际关系的趋势——当前国际体系通向终极状态的趋势——似乎总会以某场剧烈的国际战争收场，之后便是通向另一场新的战争的趋势，人类社会就是在两场不可预料的战争的间歇期间苟延残喘。

无疑，现实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悲观预测和对国际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为世人提供了持久和深沉的警讯。然而，即使这一哲学命题的基础——国际社会的行为原则主要依赖于权力而非道德——并不存在致命的假设错误，它也难以断定权力政治的最终结果一定是战争。理论上而言，人类社会可以延长，甚至无限期延长两场战争的间歇期；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大规模的和频繁的战争已非国际社会的常态，人类已经积累了许多避免战争爆发的途径。因此即使承认权力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所在，也不能说明它一定会导致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基于自由主义的观点，国际机制和相互依赖状态可以对权力政治形成有效的制约。

在非洲，中欧之间已经存在沟通管道，这包括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和亚欧会议，尽管这些机制的作用还需要得到更广泛和深入地发挥，但至少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以解决本应由权力政治来解决的具体问题。也许中美之间缺乏有效的多边主义场所来解决中美在非洲问题上的冲突，但两国也存在双边对话机制。中美欧在非洲问题上的三角关系之所以能超越权力政治的主要基础在于，三者各自的全球利益已形成相互依赖状态。这表现为，如果欧美过分排挤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则由此受到伤害的中国经济将对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产生冲击，也对他们的在华投资者产生不利后果；此外，如果欧美排挤中国在非洲地区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那么中国将会和欧美在中东地区展开更剧烈的竞争，这只能加剧本来就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的国际局势，这不符合欧美的利益。这些利害关系成为权力政治的制约力量，而在国际机制的框架下，利害关系又可以通过有效却温和的方式而非胁迫的方式加以化解。

2. 观念和行动的改变

为了缓解中美欧三方在非洲的冲突和矛盾，既要有超越权力政治的观念，也要在行动上体现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首先，无论是美国或者欧洲，都应平等看待非洲，将与非洲的经贸关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经济自由主义基础之上，而不是政治自由主义基础上之上。欧美对非经济政策都会附加相应政治条件，这种方式在名义上坚持了普适的道义原则（如要求非洲国家尊重人权、法治和民主自由），但是它没有放弃“胁迫”方式——当西方人认定非洲国家没有遵守附加政治条款时，会采用禁运、武力威胁甚至直接干涉的方式去促成所谓的政治自由主义标准。因此西方在非洲问题上表现伪善，一方面强调与非洲的平等与伙伴关系，一方面却自认为保有高傲的政治上的道义优势，这一优势在实际操作中不会将非洲平等看待。

其次，中国应诚实地改善自己在非洲的形象。中国并非完美无瑕，如果只注重与非洲的经贸关系而忽视非洲内部政治的糟糕现状，它会日益遭遇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事实上，中国在非洲较多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非洲内部情势的行为已引发了日益众多的非洲人的抗议，这些抗议不仅来自民间社会（诸如环保组织和劳工群体），也来自一些政治团体。由于非洲上世纪90 年代后的迅速民主化培育出了许多市民社会，民主政治的形式又使得一些政治团体在迎合特定选民的时候会成为指责中国的政治代表。这在2007年赞比亚的总统选举中可见一斑，当时反对党领袖、总统候选人麦克尔·萨塔对中国冲击其民族产业、忽视环保、劳工条件和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发出了强烈警告。{27}因此，在面对非洲伙伴国家内部严重的政治危机时，中国应积极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以维护国际道义的尊严和帮助非洲国家度过难关。因此，中国既不应对非洲国家糟糕的政治事务充耳不闻，也不能无视其主权而进行单边主义干涉，而应以建设性的积极的方式寻求多边主义的解决途径。

第三，中美欧都应有针对性地积极改变生产或生活方式。对中国而言，作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应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资源和能源利用率，开发出更多替代能源产品，以减少对非洲资源的依赖度，至少放慢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对美国和欧洲而言，重点应改变其国内的消费方式。欧美家庭所消耗的人均能量数倍于中国，这反映了西方的高额资源消耗在摧毁世界（包括非洲）的可持续性发展前景，这无异于对他国的剥削。

总而言之，在非洲问题上，中美欧三方都不具有相互指责对方并实施报复的必要，为了共同的利益，彼此应在非洲问题上相互尊重，更重要的是，应通过多边主义的、和解的方式达成利益的分享而不是冲突的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