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看来，千禧年前后，中美欧都调整了各自的对非政策。然而在各自发展对非关系时，三方彼此遇到了分歧和异议，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发生在中美和中欧之间。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对非政策中应坚持让非洲接受西方自由主义观念并融入到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还是严格尊重其内政；中国的非洲政策是否损害了欧美的经济利益；以及中国在非洲是否在走一条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道路。

1.“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

在非洲问题上，理论上存在一个争议，即“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更能促进非洲的发展？一般而言，“华盛顿共识”代表了美国人乃至欧洲人试图运用自由主义理念和对非洲主权的贬抑来促使非洲国家改变其政治和社会体制，从而促进其经济发展的理念；但“北京共识”的存在表明中国并不打算像西方那样做。

1989 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倡导了“华盛顿共识”，并将此概括为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预算约束和削减财政赤字等。1990 年，他对“华盛顿共识”进行了进一步归纳和总结。{17}学者芬尼根（William Finnegan）对此评价说，“华盛顿共识”有时仅仅指“自由贸易”，它直接通过美国的外交政策，或间接地通过多边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来传播，其核心原则就是解除控制、私有化、“开放”、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以及更低的税收；他还批评小布什政府在对外大肆宣扬“华盛顿共识”时“并不是自由或民主的一种理想主义，而是一个控制系统，一种帝国经济”。{18}由于“华盛顿共识”在实践层面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的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关注社会公正、经济可持续性和民主发展。{19}

“北京共识”代表了另一种经济增长模式乃至社会发展途径，这一概念的含义包括：坚决进行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积极维护国家边境和利益（如台湾问题）、以及不断精心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庞大的外汇储备），其目标是在保持独立的同时实现增长。{20}总之，“北京共识”是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的经验总结，它强调主权独立、谨慎地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保持快速的经济增长。

对非洲问题而言，“华盛顿共识”（或“后华盛顿共识”）意味着欧美将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即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推广到这个大陆，而这种推广尤其体现为双方经济关系中的强制性政治条款。例如，在美国的对非政策中明确提出要将民主和人权发展作为美非关系发展的重要目的；而欧盟在最近 10 年来的对非政策文件中日益强调欧非“政治”上的联系和人权、良治、民主发展和社会自由对非洲的激励作用。然而，中国的对非政策反映了另一种态度。尽管中国政府并不正式承认“北京共识”，但对非关系事实上遵循了对非洲国家的主权尊重，包括不干涉内政原则（实现国家独立前提下的发展）。这一纯粹通过吸引力、以互惠为目的的自由贸易关系而非强制力发展双方关系的方式，成为和美国与欧盟在发展对非关系时的一个矛盾焦点，它反映了在非洲问题上，中国与欧美在理念和行动上存在巨大差异。

2. 利益之争

在利益问题上，欧美对中国的指责包括：中国无视非洲内部的腐败和极权主义而只发展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使西方世界对非洲的政治投资受到严重削弱；中国以诱惑性条款对非洲的资源开发既损害了欧美的资源占有优势，也提升了非洲资源价格；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的增长正改变西方世界与非洲固有的传统联系。

前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批评中国在贷款给发展中国家时忽略人权和环境标准，警告中国的这种软贷款和赤裸裸的重商主义行为加剧了非洲的腐败。西方的大量批评家也附和说中国在向非洲贷款时并不坚持西方银行所注重的所谓“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以及西方所坚持的要求非洲政府在处置贷款时的透明性。{21}此外，欧美还认为中国通过外交和金融、军事援助，损害了非洲的民主事业，宣称非洲独裁政府是中国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买主，这些武器通常被用来镇压非洲国内的少数派、实施严厉的政治统治、对邻国采取强硬政策和消灭任何民主的苗头。{22}

除了对它们与非洲的政治关系造成冲击之外，欧美也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在抢夺他们的市场，{23}欧美尤其关注中国从非洲的石油进口的增长（譬如，中国有 25％以上的原油来自从几内亚湾和苏丹，而且其石油消费增长速度达到每年 10％。尽管事实表明，中国快速增长的原油需要只占到非洲出口原油的 10％，相反，欧洲和美国却分别占到 36％和 33％），并抱怨中国的大量进口需求抬升了原油和原料产品的国际价格。总之，随着中国力量和影响力在非洲的增长，美国和欧洲感到了中国对它们在非洲利益所构成的挑战，认为中国抵消了西方在非洲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市场。

3. 中国是否是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

2006 年 2 月，英国外交大臣曾评价现今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西方人 150 年前在非洲行为的翻版。这意味着他将中国人看做非洲的新殖民主义者，而且这种批评在西方比较普遍。诚然，中国企业在非洲确实存在不光彩的行为，彼得·波斯哈德（Peter Bosshard）曾这样描述过中国对非洲的生态影响和对其自身形象的破坏：

中国公司正在赞比亚的喀辅埃河（Kafue River）修筑一座大型水坝，这使重要的湿地包括两座国家公园遭受威胁。水坝可以为附近的矿产地发电，那里为中国工业生产铜和钴。当西方金融机构还在为喀辅埃河工程贷不贷款而犹豫不决时，中国的开发商已经迅速挤了进来，使得赞比亚当局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降低了。

对因中国投资而造成社会和军警冲击的反抗阵线已然出现，有工人抗议赞比亚的中国矿区低劣的劳工条件。在尼日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反抗群体盯住了中国人的石油设备。缅甸和苏丹的环保群体已要求中国水坝建设者滚出这些流域。由于中国乱砍乱伐的冲击，塞拉利昂政府宣布木材出口是非法的。{24}此外，中国对非洲国家民族产业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南非，“贸易联盟”抱怨中国的纺织品进口在吞噬其国内产业，其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就明确警告非洲要防止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成“殖民关系”。{25}赞比亚商工会长柯林斯—沃纳尼也曾表示“中国正在横扫（非洲的）天然资源，带进廉价的商品。这不是发展，而是殖民主义”。

然而以殖民主义标签对中国所进行的系列指责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2006 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埃及时表示，新殖民主义不是中国的标签，中国人深知殖民主义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深知必须反抗殖民主义。此外，西方人的指责也遭到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反驳。赞比亚总统雷维?穆瓦纳瓦萨（Levy Mwanawasa）赞赏中国在赞比亚独立前后就帮助赞比亚反抗过殖民主义和无私援助过大量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喀麦隆民族阵线主席卡瓦耶?迪布利（Cavaye Yequie Djibril）认为喀麦隆完全不同意说中国在非洲是一个“新殖民主义者”。{26}

显然，这些争议反映了欧美对中国在非洲日益增多的存在的忧虑，以及试图引发非洲人应对中国保持警惕的意图。至少，西方人在日益引用非洲本地的公民社会团体对中国的批评来作为他们指责中国为新殖民主义者的证据，以离间中非之间的友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