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储存那一地的红薯，父亲特意把我家临着小镇寨墙的红薯窑中的一个老洞又往大处、深处扩展一新，并且在老洞的对面，又挖了更大的一眼新洞。一切都准备完毕，只等着霜降到来前后，开始这一季的收获。为了收获，父亲把颓秃的头刺儿请铁匠加钢后又捻长了一寸。为了收获，父亲在一个集日又买了一对挑红薯的箩筐。为了收获，父亲把捆绑红薯秧儿的草绳搓好后挂在了房檐下面。工具、心情、气力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霜降的来降。

公元十月八日，是霜降前的寒露，寒露之后半月，也就是霜降。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由村支书传达了由中央到省里，又由省里至地区和县上，最后由县上直接传达给各大队支书的红印文件，文件说人民公社绝对不允许各家各户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事情。

一九六六年的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母亲又问：“不交？”

父亲瞟了一眼母亲，反问说：“能不交吗？敢不交吗？”

说完之后，父亲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吃过午饭，父亲还没有回来。到了吃晚饭时，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母亲知道父亲到哪儿去了，母亲没有让我们去找父亲。我们也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我们就没有寻叫父亲。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黑夜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一家人默然无语。

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正常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它才会伸手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人生就是那么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路程，如果时速一定，只有你单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对长点的时间，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来迎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世间上每个人只有那么一段行程，一个人独自走完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亡故的黑影也来抢行你这段行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他一定因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见了属于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对面，也正有一个暗影在向他走来，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成。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尽到一些什么职责？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和他周围所有做了父亲却最远的行程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阳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远足的农民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责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成家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就对这一目的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础之上。似乎谁家有好的房舍，谁家儿女就有可能具备理想婚姻的基础。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甚至，在一方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父亲和所有农民一样，明白这一点，就几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财力都集中在要为子女盖几间瓦房上。盖几间瓦房变成了父亲人生的目的，也变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我家那最早竖起在村落的三间土房瓦屋是如何盖将起来的，只记得那三间瓦房的四面都是土墙，泥了一层由麦糠掺和的黄泥，春天来时，那墙上长了许多瘦弱的麦芽；记得那半圆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细看，都会发现一个个瓦棱组成了一排排的人字儿，像无数队凝在天空不动的雁队，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瓦屋，像懂行的庄稼把式，在几年前路过我父亲翻捡扩大过的自留地一样，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我还记得，搬进那瓦屋之后，母亲不止一次地面带笑容给我们姐弟们叙说，盖房前父亲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椽子从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记得母亲至今还不断的挂在嘴边，说盖起房子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则一个饺子没吃。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白面包在红薯面的上边，希望这样擀成饺子叶儿，就能让她的子女们都能多吃几个白菜饺子，但试了几次，皆因为红薯面过分缺少黏性而没有成功——而没有做成饺子叶儿的包了一层白面的红薯面块，就是父亲那年过节所吃的年饭。

这就是房子留给我的最初记忆，之后所记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盖的三间瓦房，因为过度简陋而不断漏雨。每年雨季，屋里的各处都要摆满盆盆罐罐。为了翻盖这漏雨的房子，父亲又蓄了几年气力，最后不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墙的四个房角，有了四个青砖立柱，门和窗子的边沿，也都用青砖镶砌了边儿，邻路边的一面山墙和三间瓦房的正面前墙，还全都用从自留地挑回的长条儿礓石砌表了一层，而料礓石墙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围边儿，也都有单立的青砖竖起隔断，这就仿佛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黄底绿格的洋布衬衫，不仅能使土墙防雨，而且使这瓦房一下美观起来，漂亮起来，更为引人注目，更为众多乡人惊羡。

——这就是父亲的事业，是父亲活着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他觉得必须尽力活在人世的实在依据。要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他得的那种病都不是让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绝症——哮喘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无非是头痛脑热之类，但头痛脑热，却是易于治愈的家常小病，而哮喘病却是有可能由小变大，由轻至重，最终转化为无可救治的肺原性心脏病的一种慢性的常见病症。在乡村，在偏远的乡村，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过五十、六十，由于年轻时劳累、受寒、感冒频繁，有这种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还多，而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几乎是司空见惯。不用说，父亲在他的生活中目睹了太多因这种病而撒手人寰的场景。不用说，父亲明白得了这种病，要么借助年轻碰巧将此病治愈，要么和更多的有了这病的人一样，最终因为此病而谢世。

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三十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没有太把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钱讨几服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日日年年，恶性循环，终于在不到五十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七十岁有了哮喘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想让他的子女们不拖不误，长大一个，成婚一个；成婚一个，他也就算了却了他的一份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