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的婚姻，在那个今天已经改村为镇的左邻右舍的目光中，从订婚到成家，他们都认为比较顺利，这除了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为人本身，与父亲染病挨饿为我们盖起的一间间乡村瓦屋不无关系。那是仅有二分半地的一所乡村小宅，中央之上，盖三间上房，中央两厢，再各盖两间厢厦，这样七间房子，正留出一分地的一个四方院落：这是豫西农村最为盛行而有些殷实的农家小院。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树。到了冬天，还在那树苗身上涂上白灰，围上稻草，以使它取暖过冬。春天来时，他把这些稻草取掉，和让孩子们脱掉过热的棉衣一样，再在小树周围扎围一圈枣刺棵儿，以防孩娃们的热手去那树上摸碰。父亲就这样如疼爱他的孩子样养护着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在几年或多年之后，长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檩梁。到我家那七间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后，父亲虽然不是第一个盖瓦房的村人，却是第一个让家里没有草房——包括鸡窝、猪圈——的房主。而且，在我们家的院落里，父亲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戴着避寒的暖纱口罩，拉着板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一条白涧沟里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片石头，拉回来铺满院子，铺满通往厕所和猪圈的风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没有见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别户各家，到处都泥泞不堪，只有我们家洁洁净净。那样的天气里，我们家院里总是站满了村人邻居，他们在那不见泥沙的院里、屋里打牌、说笑，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盛装的乡村人的人生，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榜样和楷模。

事实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确在那片村落和方圆多少里的村落中有着很大影响，起着一种引导的作用。可是，只有为数不多的血缘亲人，才知道父亲为了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许多生寿。记得最后盖我家东边那两间厢厦时，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我们姐弟全都高卷起裤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姐弟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各自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之多，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父亲从水中出来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拉那车，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姐姐赶忙不停地去父亲的后背上捶着，过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亲缓过那艰难的呼吸，哥哥也抱着一块水淋淋的石头最后从冰河里出来，他把那石头放在车上，望着父亲的脸色说：“不一定非要盖这两间房子，不能为了房子不要命吧。”

父亲没有马上说话，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荒凉空无的远处，好像想了一会，悟透并拿定了什么主意，才扭回头来对着他的子女们说：“我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活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活着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于我这一世人生。”

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之中，我排行最小，八四年十月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完婚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

我的父亲有十五六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不知道他这十五六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可是我，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我每每想起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读小学。学校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里，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睡的枕下的苇席下面，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胆大，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更没有打我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说没有，父亲在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再问我偷没有，仍说没有，父亲又朝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记不得父亲总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去的。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了。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哩，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偷，我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痛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来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一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去了。睡到半夜父亲却过来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了，去看着窗外。看一会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坐着。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想了啥，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不知道父亲到底想了啥儿呢。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超过十岁，也许已经十几岁了，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公所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拿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高尚纯洁的人。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日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一样。我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什么模样。直到又过了多年之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