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哩，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就把脸扭到了一边。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儿，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五六年了。在这十五六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的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至今，我还没有为那次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偷盗之后，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骂我就好了。

说起来，我一点都没料到，再过一年半载，到下一个新的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我的父亲就已别离开这个活生生的人世十六周年。实话说，十六年来，我没有一次记起过哪一天是父亲的祭日；而十六年前，我也没有记起过一次哪天是父亲的生日。当今天坐下写这篇老旧的记忆时，我把“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中的两个时数空在纸上，寄望等以后问清填写时，盯着那两个空格，我才悔悟到对于父亲，我有多么的不孝，才知道我欠下了父亲多少的子父情债。

十六年前，父亲死后躺在我家老宅上房用门板架起的草铺上，我和哥哥、姐姐们守灵一旁，静静地望着不愿解脱这一切人生苦难的父亲，我决计等把父亲安葬之后，就为父亲写点什么，记叙一些父亲的人生和父亲对人生的热爱，浅表一点做儿子的孝心——哪怕只有三五百字。然果真到了父亲入土为安之后，我携着妻子，从豫西嵩县那个偏穷的田湖小镇回到豫东古都的一座军营后，随着工作，随着我新婚的一些喜悦和我对文学的痴醉热爱，在父亲灵前跪着的浓重许诺，都慢慢地散淡远离，偶尔地记起，我对失诺后良心上淡淡的不安也有自慰的解释：到三周年写吧，三周年是乡俗中一个大的祭日。可过了三年，忽然接到了哥哥的一封来信，说父亲的三周年已经过了，他和姐姐及叔伯弟兄们都去父亲的坟上添了新土，这我才有些慌手乱心，有些措手不及的疚愧。那一天在下班之后，在同事们都离开办公室之后，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把哥哥的来信放在办公桌上，望着冬日窗外的杨树和流荡在杨树枝条间叮咚的鸟鸣，听着偶留的枯叶飘落时擦肩的好似阳光声响，我的泪把哥哥的来信滴湿了好大一片。时间因泪水和不安在我的愧悔中缓缓过去，我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呆呆地坐着，到了午饭之后，到了办公楼里又响起上班的脚步声，到了我年满两岁的孩子到办公室来唤我吃饭，我才从静静呆呆中灵醒过来。在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望着鲜活的世界，望着走在路上充满生气的人们，我思念着父亲，不停地把头扭到一边擦着眼泪，不停地拿手在我孩子的头上莫名地抚来摸去，不停地对自己说，待父亲十周年时，我若再不为父亲的生写点什么，为父亲的死做点什么，我就不是他的儿子，我就不得好死！然而，又十几年过去，我既没有想起父亲是哪一天祭日，也没有记起要为父亲写点什么、做点什么的跪许泪诺。和走在一条干涸的河旁，想不起那河道当年也有水流一样，很有可能，我把父亲的生命忘了，或者说，更多更多的时候，我把父亲和他的人生从我的记忆中挤了许多出去，把父亲的生命、人生看得淡薄而又荒疏，甚至，忘了我是父亲的血脉，是父亲给了我生命，并把我养大成人，育着我成家立业。我想，人世倘若果真有报应和应验存在的话，那么，我对父亲的一再许诺和一再失信，父亲会如何看待我呢？会如我发誓的那样让我不得好死吗？会让我有朝一日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去面见他时永跪不起吗？

我想会的，因为我对他有太多、太深的不孝。

我想不会，因为我是他亲生亲育的儿子。

再说，今天——我已经坐下写了。坐下写了，我就可以通过父亲的生死，回来省悟这个人世，以直面我的善、我的恶和这个人世上所有生灵的生与死，所有物质的衰与荣，直面河水的干涸，直面树叶的枯落，直面所有的生命从我消失的生命中消失和再生，再生与消失。

父亲是病死的。

在那个几千口人的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病死的。哮喘病、肺气肿，直至发展到肺原性心脏病。但是，仔细想来，病只是父亲故逝的表面原因，而根本的，潜在的，促使他过早患病并故逝的缘由，是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命运的忧虑。或者说，最直接的因素，是对我的担忧。

事实上，我的执拗是父亲陈病复发的根源，是父亲年仅五十八岁就不得不离开人世，不得不离开母亲和我们兄妹的根本因由。换一句话说，父亲可能是——也许本来就是因我而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是因我而过早地告别了虽然苦难他却深爱的世界。是我，缩短了我父亲的生命。

回忆起来，似乎自我记事伊始，在那段无限漫长的年月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景中的日月都不曾太有暖人的光辉。那时候文革开始的前后，整个中国乡村的日子，都四季春秋地汪洋在饥饿中间。每年春节，吃不上饺子，或者由做母亲的把大门关上，在年三十的黄昏，偷偷地包些红薯面裹一纸白面做皮的黑白花卷馍儿，似乎并不只我一家独有。而在那个乡村小镇，属于我家独有的，是父亲的哮喘病在没有治愈时，我大姐自幼就患上的莫名的病症：她的腰上不青不红，不肿不胀，却终日疼得又哭又唤。在我家那二分半的宅院里，姐姐半青半红的哭声，总像一棵巨大蓬勃的树冠，一年四季都青枝绿叶，遮蔽得由父亲尽竭心力创造的日子冬不见光，夏不见风。现在想来，姐姐的病也许是今天街头广告上常见的无菌性骨头坏死一类的魔症，然在那时，三十多年前，在那个小镇的卫生院，在农村人视如灾难之地的县医院，在如同到了国外一样的洛阳地区的人民医院里，待耗尽我家所有能变卖的粮、菜、树和鸡蛋及牲畜收获的极其拮据的家庭经济之后，换来的依然是如出一辙的医生的摇头和查找不到病因的无奈。为了给姐姐治病，父母亲搀着大姐、背着大姐、用板车拉着大姐四处求医问药，不知走破了多少鞋子，不知走尽了多少路途，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把家里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哥哥十五岁就到百里外的煤窑下井挖煤；二姐十四岁就拉着车子到十几里外的山沟拉沙和石头，按一立方一元五毛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和水泥厂；我在十三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提灰的小工了。在很多年里，把父亲的病放在一边，给姐姐治病是我们家的日月中心。一切的一切，种地、打工、变卖和所有的东奔西簸，翻山越岭，都围绕着姐姐的病而喜而忧，而忧而愁。大姐手术时，因买不起血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抽血。我亲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张落满苍蝇的桌子上，一根青冷白亮的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殷红的鲜血就沿着一条管线一滴滴地落进一只瓶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