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白便从无到有，由浅至深，到一瓶将满时，医生望着我大哥的脸色说，你们家的血型都合格，再换一个人抽吧。大哥说，我妈身体虚，父亲有病，还是抽我的吧。医生说，抽你妹的吧，你的抽多了身子就要垮了呢。大哥说她是女娃儿，就抽我的吧。医生说，你弟呢？大哥说，就抽我的吧，弟还小，还要给人打工干重活。然后，医生就把插入血瓶里的针头拔下插进了另一个空瓶里。那是一年的冬天，太阳温暖洁净，照在血浆瓶上，瓶里的血红得透亮，浮起来的血沫和血泡，在玻璃瓶的壁面里缓缓起落，时生时灭。那一年我好像已经十四岁，也许十五岁，总之，我少年的敏感已经对命运开始了许久的触摸和感叹，像出生在秋后的芽草过早地望着将要到来的冬天的霜雪一样，不及长成身子，就有了浑身的寒瑟。盯着血浆瓶里的鲜血在不知觉中渐渐地增多，听着滴血的青冷滴答和瓶壁上血泡在阳光里砰啪的明亮生灭，望着哥哥苍白成纸样的脸，我在那一刻，体会到了哥哥的伟大，也隐隐感觉到了，我一生都与哥哥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人的品性。

那一年，大姐的病没有丝毫的好转。

那一年，春节前后的几日间，大姐为了给家里减些忧愁，添些喜悦，让父母和她的弟弟妹妹过个好年，她说她病轻了许多，然后就躲在屋里不出门，疼痛时，上下牙齿咬着下唇，把脸憋得乌青，也决不哭唤出一点声音。到实在无可忍了，她就躲到我家后院和村外无人的地方，揪自己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猛撞，然后待剧疼过了，她就面带笑容地回到家里，慌忙地替母亲做饭，慌忙地替父亲盛饭，慌忙地去洗她弟弟妹妹的衣服，好像要以此来赎回她的什么过错一样。

那一年，我家过了一个平静的春节。仍然用借来的小麦，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让我们兄弟姐妹放开肚子吃了两顿非常香口润喉的白面饺子。而那一年的春节，父亲吸掉的烟叶，却比任何一个春节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生要吸的烟都在春节吸掉一样。

就在那一年，我心里有了浓烈欲动的阴暗蓄意。也许是对逃避生活与人生命运的一种道路的提前铺设，也许是对一种个人挣扎奋斗的提早的力量积蓄，也还许，是我对家庭和父亲在今后日月命运中陷阱和阴谋的无意挖掘和设置。总之，那一年，我萌生了离开家庭的念头，萌生了过几年我若没有别的出路，就一定要当兵去的念头。

事实上，我所产生的不是念头，而是褊狭自私的信念。念头可以随时地被人说服或自我地改变，而信念却是只能被压抑而不会有所变更。读完初中的第一个冬天，当我踏入十六周岁后，我悄没声息、不动声色地报名验兵去了。而回到家里，迎接我的是母亲涟涟的泪流和父亲轻淡却意重的几句劝解。父亲说：“连科，你再读几年书吧，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你命里既是有称宰做皇的运数，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久远的江山可坐哩。”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单薄、瘦高，似乎脸上永远都是浅黄的泥土之色。他一生里不识几字，却在他儿女们命运的途道上，从来不多说一句，不干预一手，然每每说出的只言片语，却都是乡下农民用人生命运反复实验后得来的悟道。我按照父亲的指引又读了高中，并又按照命运的安排，在高中未及毕业时，去河南新乡水泥厂当了两年临时工，同我的一个叔伯哥哥一道，每天从火车站往二十里外的水泥厂拉一千多斤重的煤车，运将近两千斤重的河沙，以一天十六个小时的双班劳作，在无人的山上给水泥厂运炸矿石。我把我每月少得可怜的全部所得，除了吃饭之后，悉数地寄回家里，由父亲去还为姐姐长年治病而欠下的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的借债和情谊。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按月所寄，可能是我家里的巨大希望，是维系家庭生存的强大支柱，是生活之舟度过岁月之河的一柄可靠的桨板。至少说，它极大地减轻了一家之主——我的父亲肩上的人生重担和负荷。可是，在命运告诉我，我有可能让父亲的朋友批准我参军入伍时，在我意识到我已二十周岁，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离开那块苦难的土地去实践我的信念时，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

我说：“爹，我要当兵。”

屋子里很静。常年停电的灯泡吊在屋子中央被蛛网罗织，煤油灯依然是那个家庭最为主要的角色。油灯光是一种浅黄的土地的原色，照在人的脸上使人永远都呈出病病恹恹、缺营少养的生活神情。我说完那话的时候，母亲从床上坐了起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看到了即刻间要房倒屋塌的景象样，她的脸上充满木呆、惊异，而又急剧跳荡着不可名状的忧虑。以为母亲要对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的“离家”的想念筑埂拦道地说些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目光山挪地动般缓缓地沉移到了父亲的脸上。我听到了母亲挪动目光时那如山石从梁上滚下轧过田野样的声音，看见了父亲抬头望我，除了额门上的岁月之河又深了许多之外，其余，父亲的眼、鼻和时常因激动而发颤的嘴角没有丝毫的变化。那几年，他的病不知是轻了一些，还是因为姐姐病重，显得他的病轻了一样。他坐在床头，围着被子，脸上的平静异常而又深刻，听我说要去当兵，如听我说我要出门赶集、要到姑姑、舅舅家小住几日一样，只那么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就说：

“当兵去吧，总在家有啥儿奔头。”

这是一个庄严的应允，是一个似乎数百年前就深思熟虑的答复。仿佛，为了这个答复，他等我的询问果真已等了百年之久，已经等得筋疲力尽，心力衰竭，所以他才回答得淡寞而又平静，甚至有些不太耐烦。

于是，我便当兵走了。

毅然地参军去了。

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与其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已经二十周岁。二十周岁的我，肩膀已经相当硬朗，不仅可以挑行一百八十斤的担子，而且已经可以把父亲肩上的全部灾难都卸下来驮在背上。可父亲让我有了抵抗命运的力量之后，我便用这样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着狂奔去了。体检、政审、托熟人关系，终于我领到了入伍通知书。终于我穿上了那完全是我人生里程碑、分水岭一样的军装。

离开家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父亲最后给我说的一句话是：“连科，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父亲说家里塌不了天，可我走后不久，家里的天却轰然地倒塌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场南线战争爆发了。那时候，中国军队自中印战争以后，二三十年没有过新的战争，和平的气氛已经如大气层样结在十亿中国人的头顶，突然的战争信息，对军队、对百姓都无异于晴天霹雳。说起来，我是极其的运气，在战争爆发一个月后，因为参加了一个原武汉军区的创作学习班，返回时途经郑州，转道回了家里。未及料到的是，那天落日正西，初春刚来，冬寒未去，在浅薄的一抹红日里，寒凉还又厚又重。我是踏着落日入村，踏着落日走进了家里。母亲正在房檐下搅着一碗烧汤的面糊，我大声叫了一声母亲，她冷不丁儿抬起头来望我，面碗在手里僵了一瞬，便“咣！”地一下落在地上，裂成许多碎片。雪白的面糊流了一地。

我不曾是个优秀士兵，也不是一个好的军人。我永远都不会渴望战争，不企冀军人的建功立业。这就是战争留给我最初的、永不可抹去的一幅心灵图景。随着这幅图景的扩延，我那都已白发苍苍的大姑、三姑和小姑从屋里匆匆走出来了。大姐、二姐含着眼泪走出来了。左右邻居匆匆地到家里来了。没有人不望着我含着眼泪，没有人不望着我，脸上浮着因为我的意外归回所带来的激动。我的父亲是最后从我家房宅的后院走出来的。他走得很慢，才五十二岁，背就忽然有些驼了，原本也就瘦削的脸上，这时候瘦得宛若只有皮和骨头。看见我后，他的脸上是震惊与兴奋的表情，在那表情下面，则是掩盖不住的对我突然出现的一层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