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民有许多不该有的压抑。这所有的压抑，自古至今，都历史的节拍一样伴奏着农民的平常生活。而性对于农民的折磨，则更普遍，更久远。

今天的性，在都市已经是生活中的家常菜了。青年人在一起，不谈性，似乎已没有更合适的话题。各种各样的电视台，一边抵抗着性对社会的骚扰，一边播放着根本上是由性结构而成的各种连续剧；而赖以生存的电视台制播的各种商品广告，事实上只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男人服务的各种壮阳的滋补品；另一种是为女人服务的化妆品。男的壮阳，女的美容，说开去也就一个性字了得。有一种说法，在都市已流行十年有余。今天再说未免陈旧，即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好的标准是看它对性的理解程度。这话无疑是拾西方人之牙慧。可若拿到当今广袤的中国农村去说，仍然要把农民的冷汗吓将出来——当然，那些富裕地区的农民，如广东沿海一带，听了这话，会觉得你格外无聊。爱做什么你做什么去，只要会挣钱又会花钱就行，把性放在嘴上去谈，实在是闲人的闲话了。

而北方农民，八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听了这话要么不懂，要么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农民是不谈性的，甘愿受性的折磨，也不去谈它。在不正规的场合，在最无聊的时候，在精神生活几乎一片空白时候说性，他们不用这个字眼，他们用男女关系。性和男女关系，同样是文明的说法，然却有本质的区别。性是带有科学的生理的本能，某些时候谈论它、研究它，则完全是为了科学，为了人类自身。而男女关系，这来自于政府部门对“淫”的一种文明的说法，普遍被农民的口头接受以后，就完全排除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科学。男女关系在百分之百的意义上是淫乱和作风的败坏。

农民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从性中解放出来。婚姻的自由，是他们精神解放的第一步。这一步抬脚抬了数千年，而在都市迈出这一步，是在“五·四”以后，而大多数农民迈开这一步的时候，春天已经迟到至解放后的五十年代。这一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功不可没。但是，日本文学研究《小二黑结婚》，恰恰把我们批判的三仙姑这个农村女人在性上的自己解放自己作为了一个“新人”的典型，他们理解我们视为“破鞋”的乡妇三仙姑为赵树理着意塑造的最主要人物，以为中国农村对性已经有了很深的理解。这实实在在是天大的误会。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农民对性的隔膜和一些发达了的国家相比，委实还很厚很远，厚远得无边无际。

然而，不谈性并不是说农民从生理上不如城市人对性更为需要。而实际上是由于许多地方，至今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现代人的文化生活。最愉快的文化活动是“听说书”，最现代的电器是只能接收一二频道的收音机。这不是耸人听闻，你到我家乡——并不算落后的豫西走走就可知道这些。而再向西北远行，至黄土高坡一带，你会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文化生活的单调，如一片蓝天，连一丝白云都没有的单调。这种数千年来没有多少改变的极度贫乏的文化生活，导致了农民对性的敬而远之，闭口不言，而实际上又比城市人更为极度地渴求。

性——实质上是他们最可靠的唯一的精神娱乐活动。

性成为唯一的精神活动之后，伴随着性应该有的感情已经退居其次。夫妻间，不谈什么感情，只谈依靠。男的依靠女的传宗接代，依靠女的操持家务，依靠女的奉养父母，依靠女的解决他在性上的渴求。女的依靠男的支撑门面，依靠男的下田劳作，依靠男的遇事主张，也依靠男的被动地解决一部分她对男女愉悦的需要。爱情是不要谈的，读过几本书、识了几个字的人谈爱情会成为笑话，而真正的农村的知识分子，比如那些高中毕业的学生，本来对爱情怀着美好的憧憬，可结了婚，生了孩子，再说爱情，他们自己都觉得酸溜溜的可笑。尽管他们夫妻是青梅竹马，是初中或高中的同班同学。

农民宁可长期受性之压抑，而绝不向性发起冲锋，就像当年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也知道婚姻自由是好，却不去争取一样。现在，都市已经冲破了性的束缚，或正在“冲破性”的束缚。但农村走到这一步，绝不仅仅需要富起来的经济做单纯的基础。走到视男女关系为性这步田地，还需翻山越岭，还需走漫长的精神道路，时间作为桥梁，也不会像政府强制婚姻自由那样深入人心而使这一自由的步伐很快地抬起并落在实处。时间在这儿，显得格外的悠远而漫长。

然而，在农村备受性的折磨和压抑的还不是男人，而是数量上占了半边天空的农村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