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女性农民是性的最大受害者。

她们也理解性是人之常需，但这种理解更偏重于对男人们的倾斜。许多农村妇女以为，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就是他们需要女人；女人之所以是女人，就是男人需要她们。她们有满足男人性需要的义务，男人有享受她们的权利。而她们在性生活中享受到了快活，那不是她们应该享受的天伦之乐，而是她的男人对她最大的恩赐。因此，在性上尝到欢乐的女人，更乐意侍奉她们的丈夫和公婆。

当今四十岁往上的农村妇女，对于性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数千年的传宗接代意识上。如果不是为了怀孕，在一个家庭的夜晚，无论如何，女人很难主动向男人提出性的需要。即便她有这方面的冲动，她也不会向男人直说。聪明的女人，会给男人一些暗示，和谐夫妇中的丈夫，也许会照顾一下女人的情绪，但一般有了孩子的家庭，丈夫都不予理喻，除非那时候丈夫也有这方面的需要。如果女人直言了性的需要或去主动挑逗丈夫，丈夫会拿一种审视“破鞋”或鄙视荡妇的眼光陌生地去望着自己的女人。这一目光，足以使这个女人在床上几年甚或一生不敢主动暴露自己对性的需求，仿佛只有被动的，才是道德的。但是，女人若为了怀孕，想生个孩子，或者有了男孩还想要女孩，有了女孩渴望要男孩，她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向丈夫提出性的生活，就不仅能得到丈夫的响应，而且还能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温存。

性对于乡村的男人，是一种生理满足，对于女人，则是生儿育女之途径。农村女人性生活的悲哀，不是农村男人在性生活上对她们需要的不解和漠视，而是她们自己对自己这种需求的不敢承认。她们从来不敢奢望、奢谈男欢女乐，甚至想想，也是一种奢想，也要遭到她自己脸红的批驳和内心的羞辱。

文革前期广东农村，有这么一件事情。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结婚一年之后，男的当兵去了。后来，男的提了干，当了连长，成了学毛著积极分子。女的从广东来部队探亲，第一夜上床熄灯之后，女的等着男的去做那件事情，男的却用手在女的身上抚摸。开始女的忍着不动，后来男的抚摸久了，女的突然把被子一掀，跳下了床，穿上了衣服，厉声对她丈夫说，两年不见，你怎么就成了流氓，为了生孩子我坐火车、汽车来找你，料不到你变成了这个样，亏你还是连长，是积极分子。

我入伍时这连长已是我的营长，营里的干部大多知道这件事，知道营长为他的老婆很苦恼，后来营长和当地一个城市女青年关系颇暧昧，被处理回家种田了。

这是十年之前。那么近十年来，广袤农村的八亿农民，沐浴了开放之风，电视、报纸、书刊，终于走进了许多农村山区的各个角落。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影响，正如西方和美国生活方式对中国城市的影响。而在农村，最受益的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言行、他们对土地的叛离，都迈出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想迈而未敢的步伐。但在性上的进步，以往是停脚不动，今天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是走动准备）。无论如何说，脚是抬了起来，这预示了一般运动前的飞跃。对于女性青年，如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的南方农村女青年，性上的觉醒，比北方早了十年、二十年。但这种觉醒，却是“一梦醒来非早晨”，睁开亮丽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性之曙光——生理的和科学的性。而仍然是男女之关系，是和金钱紧密相连的性的买卖。这种大批的逃离土地靠卖淫获取金钱的农村女青年，她们的人生、家庭和社会已经为其付出了沉重无比的代价。她们对性的意识，事实上并不比性的蒙昧进步太多。这是金钱对性的解冻而非对性的解放或解脱，她们为性而微笑中的苍凉和失落，这个社会人所共知，究竟这是一种社会的悲哀的必然还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且不去不休的论争，而造成的事实结果，仍然是——性的折磨。

而那些没有脱离土地去把性和金钱铐在一起的农村青年女人，在沐浴了近二十年开放之风以后，对性的意识，又觉醒到了哪步田地？事实上和她们母亲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敢在村头巷尾以性说笑了。说笑性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解冻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被动、蒙昧，而是为了弥补自己性生活中的空虚和淡淡的觉醒的悲哀。在农村家庭，一面是夫妻间并不比城市夫妻少了多少的性的夜生活，另一面是商店和药店从来不摆卖也无需摆卖避孕的药品和工具。由此可见，年轻的乡村女人，对性的朦胧，仍然和她们的土地一样地老天荒。唯一变化了的，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她们不能像母亲一样因性而孕，因孕而生了。于是，流产的手术在同样人口中，不比城市少了多少。差别是城市流产的女性多是未婚，而农村流产的女人更多的是已婚。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今天，城市女性对她们的称谓已经非常在意，夫妻了的女人在公众场合喜欢丈夫或人们称她为“爱人”，而不喜欢被称为老婆。“爱人”一词中包含性生活的成分，有很大的感情比例，而老婆的称谓使人感到，既缺情感，又缺文化，粗野而不文明。而农村女人，仍然喜欢称她们为媳妇。她们感到媳妇一词有很强的任劳任怨的成分，包括性生活上任劳任怨的付出和自我掩盖了的性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