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之所以引用这篇小说，绝不是说我的这篇小说写得多么的好。它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中的问题还百孔千疮，但是，你完全可以把它作为报告文学来读。

它是事实上的报告文学。或者说，是一种文学通讯。一九九三年年底，我在郑州被我的同乡导演逼着写我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乡里故事》时，我们彻夜谈的都是乡里故事。这位如今在电视界大红大紫、拿“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等电视大奖给人以易如反掌之感的都晓，影视艺术感觉甚好，对题材的把握可谓才华横溢，若不是商品大潮时时被他左右，他也时时被左右，他准定是（现在也可能是）可以拍出大作品的导演。因为，他不仅拍电视，当导演，他还能写出让作家大吃一惊的小说，他还对乡村生活有其独有的深刻认识和不凡的感受。《平平淡淡》的故事即来之于他口，发生于他的故乡。我惭愧的是我没能写出他向我讲述的激情和他对这道真实故事的认识。一个乡村的青年强奸了一位乡村的少女，按照法律严实合缝、无懈可击的逻辑，那就是把这位青年传讯法办，判上五年或者十年甚至更为久远的刑期。这样做既合情又合法，社会上有无数这样的先例。然而，这个故事的真实结尾，却如小说写得一模一样，他们两家结了秦晋之好。到我去采访那两位青年时，他们已经拉扯了他们的女儿，日子传统得幸福而美满，正为想生一个男孩传宗接代而共商共谋着如何脱避逃离计划生育呢。这样以悲剧为开端，以喜剧为终结，大团圆的皆大欢喜的故事，我们如剥笋一样一层层把发展过程剥离开来，我们就会发现它逆悖于法情法理的因素中，有其与乡村文化十分吻合的一面。我们作为现代人，可以发现那过程中以麻木为主的愚昧和被愚昧滋养得根深叶壮的麻木，无处不在，树大根深，弥漫于整个乡村的心灵之中。女儿被强奸了，便结为秦晋之好；老婆和人偷情了，索要对方一笔赔款，或者，你若没钱了，你的老婆就让我也睡上一夜；两家人居住得过分偏离了城镇，无以抵抗乡野的单调和寂寥，倘若两家主人关系尚好，就换老婆睡觉以求生活的新鲜。这样一些事情显然不如借东掏西一样普遍，但它的逆情悖理的事实，正向我们坦开了农民最为深层的一道隐密——就是，他们物质上赖以生存的是土地、房舍、衣物，而精神赖以生存的却是常常同愚昧相混淆的麻木。

麻木是他们生存状态中精神上最重要的支柱。

麻木是他们抗击这个社会和周围生存环境的最具战斗力的精神武器。

是否可以说，麻木才是他们的信仰（我们可以剖析那些迷信或者有宗教信仰的农民，他们真的懂得天、地、神和上帝吗？他们的信仰不正是麻木的又一种体现吗？）。

我们是否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对于农民来说，麻木未尝全是坏事，它至少还帮助农民信心百倍地一代代延续、生存、发展了过来。麻木成为武器——转化为生存精神之后，它的积极性已经显而易见。天旱欠收，雨水冲涤，饥寒交迫，农民的忍耐中又有几分不是麻木？兵荒马乱，无限杀戮，农民们血流成河，着尸体去收割播种，又有几分不是麻木？麻木决不仅仅是一种腐朽的文化和精神，而同时也是农民与生存战斗的利器，与环境抗衡的砝码。我无以歌颂农民的麻木。麻木给农民和社会带来了满山遍野的灾难，但我们仔细认识一番，就能清晰地看见，我们倡导的一部分民族精神和民族美德中，麻木是渗透其中的，如我们所说的忍耐，宽容，知足者常乐及勤劳和良善等，隶属的农民那一部分，都是深含了麻木的。

至此。我们对麻木可以有以往深恶痛绝而转化为相对温和了。这不仅是对麻木的态度，而是对广大农民和中国广袤无垠的乡村的态度。

五

我们还可以粗略而无结果地探究一下麻木产生的历史根源，这有助于我们对麻木——农民生存的利器这一观点的形成认识。在任何教科书上，我们找不到对农民麻木的形成注解。一些历史书籍上也找不到这方面的注释，但毫无疑问，原始社会，就是麻木存在，也不是作为一个观念出现的。

农民的麻木，是对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而言。没有工业文明，没有脱离土地而依旧靠粮食维持生活的城镇的最早的一群居民——还在农业文明的社会里，我们尽可以相信麻木的存在而在话语、概念、所指上都还没有产生。正因为有了现代文明，正因为现代文明飞速发展到一定时期，农业文化成为了现代文明进一步扩伸的阻挠，农民既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包袱。于是，农民的麻木，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被文明明确地痛恶起来，被都市和教科书及文化人批判起来，这也就集中地形成和丰富了麻木这一概念。然而，我们一页一页地翻阅近代史页，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一例消除农民麻木的事迹来。这也实在是大的悲哀，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乡村文化的惊涛骇浪和溪流水花，使河满船高，而到了几百年的近代文明时期，农业文明却止步不前了，被历史的脚步过早地践踏了、遗忘了。当历史再一次在文人笔下想起它时，剩下的已经只有批判和怒吼了，恨不得拉下马后再踏上一只脚去了。

可是，农民不麻木又能何如？华老栓不用人血馒头抵抗其命运还有何妙方良药？苗家的姑娘被人奸了，倘若状告政府，赵家的孩子必判其刑，这样的结果，必然是苗家少女彻底在她生存的世界中失去“少女的身价”，而赵家的青年，在他的生存环境中，身败名裂。经济上、肉体上、精神上，将是苗赵两家，都两败俱伤，从此在那一隅地方抬头不起。如此的结果，果真不如两家同喜同乐，结为秦晋。

我们已经从小说也是真实故事的再现中，看到了所谓结好的过程，也就是麻木再现的过程，正是所谓麻木，帮助了苗、赵两家，使两难的尖锐迎刃而解。使事态朝“两好”的方向转而发展。

这里，我们可以批判麻木，但必须承认，麻木在苗赵两家，起到了通和的桥梁。

麻木缓解了苗赵两家在外人看来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这一事件上，麻木是某个乡村某一时期平衡和睦最好的调和剂。

推而广之，同样可以说，农民个体间的麻木，一定程度和范围是乡村群落的平和剂；而农民集体的麻木，则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大砝码，一旦农民从麻木中醒来，那种惊涛骇浪，势如破竹的推翻打倒一切的力量就将是无可阻挠要席卷一切的洪水。这方面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远的不说，抗日战争之所以能持续八年之久，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对入侵者的麻木。我的老家至今六十岁以上的人，有相当一部分都不说日本入侵中国的坏话：“老日呀，其实老日并不像电影上说的那么坏。日本人到了咱们村，还给小孩们洋糖吃，还给村里的老人送罐头。只要你不惹人家，人家就也不惹你。”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八年的横行与罪责，不正是和这种农民触目惊心的麻木相关联吗？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几次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正是看到看透了这一点，才在土地革命的讲话中，多次提醒那些革命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唤起农民的觉醒。”

毛泽东把农民从麻木中摇醒了，毛泽东领导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麻木是有循环的。今天的农民、尤其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农民，从旧的麻木中醒来，又到了新的麻木中去。当今醒目的贫富差别，东西、南北地区的差别，农民无可忍受的各种名目繁多集资和税收以及惊人的地方干部鱼肉百姓的事件，之所以都还依旧地滋生蔓延，甚至朝深广处恶展，还使我们都感觉到甚至还睡眠在社会稳定、歌舞升平、太平昌世之中，所依赖的正是农民无意识的集体麻木和把麻木习惯性地作为生存的武器和砝码。

然而，农民若一梦而从麻木中醒来将是如何的境况？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太多的教训。

更重要的问题是，目前农民正从由个体转为群体从新的麻木中苏醒，而我们的社会还在繁花似锦的麻木梦中酣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