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九流人物记》之二

一

苹成为艺妓，很难说是从哪个年月正式开始的。从分析看，她不厌这个职业。她感到这职业中有乐趣可以吸引她。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是东京广大妓女毕生难忘的日子──封闭妓院从凌晨四时开始，到七时结束，仅用了三个小时。行动是由共产党部署的，事先召开了有民政、公安、文教、卫生、妇联、救济院等部门参加的会议，成立了东京封闭妓院委员会。共产党是把这次行动作为一个战役打的。事隔几十年，东京很多人都还记得当时情景之盛。特别都还记得第四巷的艺妓苹，多半老人都能说出她一二生活琐事，似乎其音容笑貌也历历在目。

一个艺妓能让后人记得，这不是易事，加之她又不是绝代佳人。

东京是七朝古都。中国的文化圣地之一。早在北宋时期，公元九六○─—公元一一二六年间，妓业就已达到枝蔓丛生的境地。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曾多处提及，说有的街道，除少数店铺外，余皆妓馆。而外，“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灯，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由此可见，东京妓业是何等昌盛。宋徽宗赵佶钻地道约见名妓李师师的千古丑闻就在这里。到了明代，不但客寓、旅馆亦有妓女，连专住妓女的娼客店也相继生世。清末以至民国，妓业就更为发达。据民国十四年间，一位在东京警察南区分署缮写统计文件的录事回忆，当时，第四巷领过政府油印盖章的特许证的一等窑妓有三百余人；会馆胡同的二等窑妓四百余人；卧龙宫的三等窑妓三百人。四等窑妓在外马号街高高山附近，五等窑妓多在禹王台一带，政府不发给她们特许证，则更多。还有暗娼。这么多人从事这行当，又有那么悠久的历史，为何苹没有像李师师那样幸会过皇上，偏让后人如记李师师一样记住了，我想她身上也是有着光辉的，不然，何以能照亮后人的记忆呢。

苹是我姐。

我尊敬苹姐。我一直都想知道苹姐身上的光辉是什么，光辉的源泉在哪里，竟会隔朝不衰，隔代不灭。这是值得探寻的，我想。

民国元年，苹姐十五岁，已经能做很多大人的事情。父亲病了，咳，请中医号过脉，写下处方，让她拿上搜寻出的五百制钱到寺后街同仁药堂去抓药。她去了，穿街走巷，到了同仁药堂，钱不够，还差十几个，只好就怏怏地回来。到山货店街的一个胡同口，她听到一个茶园的歌唱极嘹亮，像清风从她耳下飘过，仿佛将她的头发都撩起了好几撮，就淡下步子，迟疑一阵，拐了进去。

这茶园每日下午，都有第四巷歌妓前来清唱。近日，有位从苏州来的角色，学唱了半年河南梆子，一下便唱红了。她艺名桃花，嗓子格外甜润，吐字也清晰，吸引了很多商贾达贵。其实说，这嗓子并不十分适合唱梆子，只是东京人听北方嗓子惯然了，有了厌意，猛一听南方嗓子，又是唱北方名戏名段，就像燥热天气里突然吹进了一股细风，叫人觉得爽快。也许东京还会有人记得桃花，她的容貌与北方姑娘不同，显得清瘦白嫩，讨人欢喜。旧时茶园有个惯例，开戏时售票入场，票卖完了主家也就不再计较，尤其戏到一半，卖票的小二也去听戏了，园门时常虚掩着，一推就可进去。我苹姐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走进茶园的。也许她这一进是个关键，对她的生涯起了历史性作用。她站在茶园方桌最后的草坛上，脚下松松软软，手里捏着处方，提着一个青布小袋，里边是那五百制钱。

桃花在台上唱着最后一段戏，戏词是《桃花扇》里的，她摇着腰肢，抖着裙子，唱腔在戏园上空弥漫，人们都听得呆怔了。可苹姐并没认真听她到底唱了什么，她只感到耳边有两股透清的溪水在汩汩潺响，水花撞在耳膜里，痒极了。看见的也不是戏的作法，而是桃花那一身绸缎，在飘飘地摇摆。

戏完时，桃花又送了两段清唱，人们才恋恋走去。她从台上下来，到茶园屋里洗了脸，按成从经理手里接过报酬，出来时手里的一个绸袋就显出沉甸甸的模样。脸呢，依旧是一副倦怠神情。

桃花从我苹姐面前过去时，没有看苹姐。

苹姐从她身上闻到了一股桂花香，便跟在她的身后闻。出了茶园大门，夕照在山货店街零零碎碎铺开着，国槐的椭圆叶子微微晃动。街上的商人有人指指桃花，朝她笑笑。桃花也朝那人笑笑。相互点了头，那人就朝着桃花走过来。

可是，桃花却转过了身子。

我苹姐一下就亮在了她眼下。

“你叫啥？”

“苹。”

“我看你站在茶园后边拾听戏尾巴。”

“我想跟着你学唱。”

桃花怔了怔。

“你知道我是干啥的？”

“……？”

“第四巷的……知道了吧。”

“不知道。”

“是妓女！”

“妓女有啥不好，穿得好，吃得好，想唱啥唱啥。”

桃花对我苹姐笑了笑，从绸袋里撮出一把制钱递给苹姐就走了。我苹姐望着她走在山货店街上，直到她化在那片夕照里。

二

在东京北区的油条胡同中间，有个二分七厘地的小院，大门用青砖砌了圆顶，那就是我苹姐家。

油条胡同住着几家穷屠户，天天杀猪，街上流的洗猪肉水都是很油很油的，所以人们就以街容称之为油条胡同。苹姐家住了两间房，是低矮的老瓦屋。山墙头上，一端是棚起的厨房，一端是后院──如今东京人都说是茅厕所。房前有一道塌豁的院墙，院墙下放了柴禾和煤饼。煤是苹姐她娘去铁路上和一家工厂捡来的。苹姐有时也跟着母亲干些这样的营生。简单的房舍布局构成了小民世界，容纳了苹姐乏味的年华。

冬天，白雪皑皑，把东京城全给埋盖了。国槐枝条上结着冰，像鞭子一样在空中扬动着，发出脆裂的声音。我大娘脚下蹬着没有生火的炭炉，手里拿着绣盘，眨着眼睛，一针一针绣着枕头花。她手上的功夫已经炉火纯青。凡她绣的物品玩艺，到马道街、大相国寺没有人压过价，没有压货出不了手。家里的光景，吃的、喝的、穿的，偶尔和我伯、苹姐到相国寺玩耍的零星开支等，都靠的是我大娘这手艺。她一生只可惜自己有这等手艺却没有干一番事业。比如开个绣铺，或行呀店的，用个吉利字号，在马道街或鼓楼附近租一间门面房子。那样日子也许就十分发达显贵，至少不会如此清贫。可终于，她一生没能实现这个小愿。

“苹。”我大娘望着里屋床上唤。

苹姐坐在床上被窝内，双眼盯着窗外那个白茫茫的世界。这个时候，苹姐已出落成了第四巷的姑娘形状，身材里透着几分窈窕，眉眼鼻梁唇角都隐藏着动人的水色，灵灵秀秀。只是贫困在她那肌肤上留下了疲弱的痕迹，白而无泽，缺乏活力，从而少女的美极难被人觉察。下雪天，她感到有些压抑，就像一块厚冰搁在心上，又没有力量、热情去融化它。

“有啥事？”

“你总得起床干些啥儿，半晌了。”

“我啥也不想干。”

“人要成器。姑娘家学绣才有出息，是手艺，是本事，也是本钱！”

“我一辈子不能靠绣挣饭吃。”

“你靠啥？”

“不知道。”

苹姐无精打采地叹了一口气，随之起了床。

我伯回来了，披了一身雪。人没进屋，咳声就挤了进来。他是先生，有很深的学问。不过一生也不过是个先生，先是给人教了几十年的私塾，后又当了一家私立中学的教员。他对范仲淹的文章挚爱到了癫狂的程度。前几年，还时常模仿着写些赋文，写些七言绝句，和古人对做些诗词。这两年，身体虚垮了，肺病常治不愈，阴冷天气咳得非常严重，做文就做得少了，也不再和东京的文友一块儿去喝茶议论。早先，他尚有怀才不遇的感觉，认为自己的人生很委屈，觉得和我大娘无话可谈，嫌她除了能绣，字画一点儿也不懂，更不要说范仲淹的文章了。可想到他们婚姻里是自己求的她，自己看上了她的一手好绣活，还有人的模样，就也无话可说。中年时，他对她没有给自己生下儿子有过气恼，且女儿也只生了一个还生得那么晚，三十几岁才开怀把苹送到东京城油条胡同这个小院里。直到这些日子他病情重了，书也不如先前教得勤奋尽力，校长给的钱少了，生活担子几乎都压到了妻一个人的瘦肩上，看她硬是用小脚和绣手担当起来，过去的恩恩怨怨才都在无形中化为乌有。现在，他唯一觉悔的是没有把自己的学问给苹姐留下多少，认为自己作为父亲没有对女儿尽职尽责。他怕这将成为他的终生遗恨随着亡灵进入坟墓。

站在房檐下，我伯抖了抖身上的积雪，走进屋里，把胳膊夹着的一本线装诗书放在桌上，瞅了瞅轻声唱着什么的女儿，眉头皱了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