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傍晚走回油条胡同时，她都是忧心忡忡，只有到那两间小屋里吃上可口饭菜时，心情才会开朗。如若饭菜难下肚，那心情就更坏，坏得没法形容。

有回，在云雀老板安排下，她又替桃花在茶园唱了一场，效果依然很好，且嗓子也比上次顺和，因为心中有点底，不再紧张了。走出茶园时，老板又要递她五贯铜钱。

“太多了。”

“接着吧，买件衣服。”

“我该得多少？”

“要连往日学戏的一点儿学徒费加上……也会有几贯。”

“那你给够我的。”

从老板那里接了三贯半制钱，她到马道街“庆德衣店”买了件旗袍，料面是三等绸子，看去很光闪，做工也精细，但这种劣等布料一经水洗马上就会失去光彩。她知道这布的底细，但还是买了，绿色底，起着淡白的花，东京大户人家的小姐都是穿的这类款式，这类颜色。第四巷有很多姑娘也穿这旗袍。她想：自己去清唱不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裳穿！唱得好，旗袍也好，她心里才畅快。路途间拐到老字号“马豫兴烧鸡店”又买了一只鸡。

月亮比往日升上来得早，尽管只有一牙，我苹姐到家时，院落已有几分朦胧。小屋在月光里，乡间土地庙样坐落着。屋里有昏黄的煤油灯光。

“妈──”

“四季春怎的收工这么晚？”

“活赶着，一只站鹤绣完才回来。”

我大娘哆嗦着把饭端到一方小桌上，是粗面窝窝和玉米生汤，白萝卜丝生菜盛在碟子里，碎盐拌了，盐粒还在萝卜丝上闪着亮。这饭食在这小院里，我伯活着是如此，死后还是如此，除非逢年过节，几乎日日这样。

我苹姐找来一个碗，盛着烧鸡放在桌中心。

我大娘惊了，怔着。

“哪里的？”

“马姓的老店。”

“我问你从哪儿弄来的。”

“买的。”

我大娘把手里的筷子往汤碗里戳一下，气了。

“过年？”

“不过。”

“是节？”

“不是。”

“不年不节你疯了！”

“不年不节就不能吃个烧鸡啊，我们总不能吃一辈子粗面馍。”

“你去东京全城看一看，看哪个下户人家不年不节吃烧鸡。这是过日子，不是过年。你还小，才十七就敢拿钱上街买鸡吃，要大了有钱你敢买天鹅……你爹是读书人，虽穷也是秀才；我不识文断字，但东京流行的绣活没有我不会的；轮到了你，你却不把心思动在出息上，敢厚着脸皮去买烧鸡……”

话没说完，我苹姐就走了，离开饭桌，毅然没有回头看一眼。入夜，她独自睁了一夜眼，不知道漫长夜里她心猿意马到底想了啥。但她肯定想了很多事，因为那些说不清的事激励着她，使她到天亮还没有睡意。那一夜，说不清在她脑袋里产生了啥念头，鼓舞着她干了一件油条胡同前所未有的事。

十

倥偬人生，一转眼又届生日，过了端午节，我苹姐就是芳龄十八。这是一个神奇而又令人着迷的年龄。回忆起来，苹姐觉得上一岁过得非常杂乱。到四季春刺绣，和张姨家儿子奔举闲聊，偷偷到茶园卖唱，似乎无论什么在自己都没有多大长进。本性爱戏，也有不少人爱听她的戏，可终于没有红到像桃花那样的程度。和奔举的闲聊也只是一般谈谈，她不希望有深的进展。结果真的没有进展。奔举对她看来有话可说，但一提起第四巷的姑娘们，他便默不作声。她希望这样，真这样了她又很失望。家里的生活，由于并没挣到多少钱，略有改善，但无十足长进，母亲又有病，还总对她的穿戴指三道四，这就不断引出一些不快。总之，苹姐意识到她的生活很乱，日子过得十分匆忙。到了十八的年龄，一切都成熟了。

有天，云雀书寓的老板向苹提出一项要求，说请她每三天到茶园唱一场，每场给她一贯制钱。苹想了想，问了些有名艺妓这方面的价格，都说这数目是妓院中的鳌头、王八、老鸨、鸨儿能给的最宽宏的数目了。这样，苹就一口应承下来。

云雀老板在第四巷尽头买了一块地皮，自办了一个茶园，叫“极乐茶园”，每周定时在茶园让妓女唱京剧、京梆、大鼓、坠子。苹姐就是包了这个茶园的梆子戏。她虽然还不是妓女，艺妓也不名副其实，但人们实质上从名誉角度已把她当成艺妓了──这也正是老板的用心。作为苹姐，我明白她看透了这一点。不过，毕竟那一千个制钱是很高的价格，且她也并不厌烦唱戏这职业。不仅这样，她对唱戏这门艺术内心里已达到迷醉癫狂的份上。她一直认为，戏唱好了，钱就有了，生活中的吃呀、穿呀自然都会变化。

因此，我苹姐背着家里和“四季春”到第四巷去的时候多了。她对街上卖保险套和治花柳病的广告不再惊奇，她已能在傍晚时分和接客姑娘们满不在乎地谈笑，特殊情况回家晚时，也有胆量在深夜从第四巷各家妓院门口走过去。对第四巷那花色的空气，灰色的人生似乎也都习以为常──这一切，正是云雀老板盼望的。

有一天，老板把她叫到书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