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队长一道去见支书。

没有月光，地上依然一片亮色。

这是隆冬季节，穿沟风像牛皮鞭梢样抽来抽去。村子里极静，皂角树的枝条在夜里甩出很亮的声响。零星的几窗灯光如同几块铺展开的黄绸在村街的雪上浮着。从队长三叔家出来，我俩刚到胡同口，就见在一窗黄光下，有一个老人不断地举一把镰刀，一下一下地朝着脚下砍去。随着老人镰刀的起落，那空洞、无力的声音，便在村里徐缓地回荡。雪光里，那身影和声响扭在一块，使人心里怵疑。

“谁？”

“你九爷。”

“干啥？”

“迷信。”

队长三叔告我说，我去洛阳打临时工时，九爷的独生孙子死了九天后，独生儿子也死了。又九天后，九爷做了一个梦，梦中说九爷家九日双丧，是因为老皂角树最大的一条树根正从九爷家上房后墙下通入正屋，这叫引灾入室。因为皂角熟时，都是镰刀收割，所以那梦就让九爷每月的初九、十九、二十九，用镰刀砍半个时辰的皂角树根，什么时间把那树根砍断了，九爷家就什么时间时来运转了。

队长说九爷已经这样砍了半年多，劝了也不听，非砍不可。说什么时来运转，瑶沟村要能出个县长或大队支书什么的，就全村都时来运转了！

我无言，胸里像一间百年不通风光的死房子，闷得气都无法通流。我们从九爷身边走过，果然见村口老皂角树的一条树根，约有水桶粗细，在地面蜿蜒爬着，到九爷家上房的后墙下，突然一拐一扎，从根基下进了九爷家。九爷是村里最上岁数的老人了，八十二岁。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让树根悬出来，就像悬着的一架独木老桥。他骑在那条树根上，朝着金黄的树根一下接一下地拼力砍着，木屑不断飞起落下，像火星一般在雪光中一闪不见了。三叔到九爷身边站下，木木呆了一阵。

“别砍了。”队长说。

九爷没有扭头，“半个时辰还不到……”

“等连科成了支书你家就有好命啦！”队长这样说着，我们就又朝前走去。离开村子好远，还能听见九爷砍树根的声音。我心里有些发慌，想到一个大队秘书，竟让三叔和村人们这样起敬，不免对当了秘书和不当秘书都产生后怕。远处麦地的雪光，像一道玻璃似的照着我们。我踩着队长身后的身影，像走在夜间的独木桥上。脚下脆脆的破雪声，和着九爷的砍树根声，一道儿在夜里回响，又一道儿在夜里消失。

我说：“三叔，非当秘书不可？”

三叔说：“咱十八队解放前没地主，解放后没党员，再不能不出一个大队干部了。”

我说：“怕……不行！”

三叔说：“支书看上了你。”

我问：“见面……咋说？”

三叔道：“进门你别叫支书，好像他和你姨家挂着一丝亲戚。一见面你先叫他一声姨夫就啥也别管了。”

队长三叔向我交代了一路，又领我到镇街上买了包二毛六分钱一盒的“黄金叶”牌香烟，就从供销社后一拐，到了支书家。支书家是户深宅，上房、厢房都是瓦屋。我们在大门口敲了半晌门，支书媳妇才出来开了大门，说支书洗头感冒了，在屋里躺着。进屋去，果然就见支书窝在被子里，床下生一炉炭火，屋里散着烘烘暖气；床头桌上，摆了一包药片，一碗细白的鸡蛋汤面条。队长一到床前，先问了支书的病，就又把我让到前面，说连科回来啦。

我忙不迭儿叫了一声姨夫。

支书怔一下，问：“听说你毛笔字写得不错？”

“不太好……”我说。

队长往前靠了半步：“过年时村里的对子全是他写的。”

支书翻了一下身子，“南街四队星光的笔下有些文才……想在你们这几个高中生里选个大队秘书。”

支书说的星光姓李，是我同班同学。我知道李星光语文学得不错，当秘书不比我差。看支书说话的神气，似乎在星光和我之间，支书选了李星光。然队长三叔却还是要坚持着把我死往支书的心里推。

“连科在校时，作文还被老师当过样板哩！”

支书坐起来。

“我看了，星光也有一笔好字。”

队长把火盆往支书面前端了端。

“比起来……还是连科这娃人好些……”

“支部今儿开会已经定了……”

“谁？”

“星光。”

我心里一下冷起来，就像猛然吞了一块冰砖。队长三叔似乎十分惊讶，他木然地站着，脸上结着一层灰气，过了好一会，又淡淡地问：

“定死了？”

“支部研究的。”

“我想着……瑶沟离田湖远，你们让连科当秘书，来回捎个口信，替支部传个通知……也比亲自派人跑着便当……”

支书吃了桌上的药片。

“秘书……又不是啥好的角儿！”

我想走，可队长站着不动。这时候，支书家院里响起了撕纸扯草和老母猪哼叫声，又响起了支书媳妇打猪骂猪声。似乎老母猪挨了打，又回头咬了人。支书媳妇在院里尖叫一声，就回身跑进屋里，嚷着说老母猪要下崽了，窝里没草，在院里到处咬扯，得有个人照看一夜才成。支书看了一眼媳妇，说妈的往日闲人扯旗放炮，打不断腿，今夜偏一个也没。听了这话。我看队长三叔眼睛亮一下，过来推我一把：“出去找一捆稻草扛来。”说着，又回过头去看看支书，“今夜我和连科在这守一夜，你们睡觉就是了。”

支书媳妇说那咋能行。三叔说有啥儿不行，快去吧连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