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从那一次饮酒引发疹肿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同样症状。大概是免疫了罢。那次之后，虽不好酒，偶尔应酬之际，也知道自己能小饮若干无妨。中国人饮宴，好劝人以酒，又每每斤斤计较。争少嫌多，或者是乐在其中。而我本拙讷，不擅言辞，与其唇枪舌剑比口才，不如仰饮干脆。常观察别人饮酒，觉有如兵术，讲究攻防之间的技艺：乃至于不厌诈术。我饮酒只迎敌而不攻伐，又讲究信用公平，不与人计较多寡；复以女性之故，久而久之，遂渐渐以讹传讹，夸张其事，乃有了所谓"酒名"也说不定。

自省能饮与否？较诸不能饮者，自属能饮几杯的量；可又与真能饮者比，则是逊多矣何足称！倒是自从浅酌之间获得的情趣与可记忆之事良多，值得记述。而既然我个人饮酒肇端于大学时代的谢师宴，故不妨自中文系的酒事写起。

台静农喜引胡适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

在我读大学的时期，根本未设有导师制度。然而，可能由于当时学生人数少，师生之间十分亲近。课堂以外，我们和师长也保持种种关联，包括个别的登门拜访请益；以及每年必然有的不少次师生聚叙宴酌。通常都是在某位老师的寿诞之日，由学生合宴祝寿。某位老师是寿星主客，则必定也邀请其余的老师做陪客；少则三两桌，有时遇着整寿大规模的祝贺，也有过席开十桌的热闹场面。又由于我们的师长与历史系的老师往往有深交，便亦形成文史合宴的情况。太史公写滑稽列传，称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大王之前或亲有严容，越是严肃的场面越不能开怀畅饮。但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似乎没有古人的忧虑，在尊敬的师长面前，往往都能尽量而饮，即使酒后稍稍越礼失态，我们宽容的师长也多能原谅不介意。师长们不唯不介意学生辈饮酒改变常态，他们自己也会表露出平日教室之内所不易见到的一面。系里的老师，从系主任台静农先先开始，戴君仁先生、屈万里先生和孔德成先生都是大家；郑因百先生和许世瑛先生虽然比较含蓄，却也都能适量斟酌，谈笑助兴。我们的老师皆各有专精学问，他们于酒酣耳热之际的谈吐，十分隽永诙谐，只可惜未编现代《世说新语》。而听他们饮酒之余，互比酒量与酒品，戏封"酒霸"、"酒圣"、乃至"酒赖"、"酒丐"等等有趣的称呼，更令大家忍俊不禁。

袁家骝告台先生，美国医学界发现，适量饮酒可以长寿。

其实，非必限于宴席之间，我们私下也往往有机会与师长浅酌对饮的。我个人与台先生在温州街的日式书房内喝酒最多，也最难忘怀。台先生好酒量，却似乎颇能节制，我们未尝见过他醉。但据他自己说，从前在北京、在青岛、在重庆，他常常喝醉，也会闹过一些笑话。谈及饮酒醉否时，台先生最喜欢引的是胡适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近日来读陈子善、秦贤次二位合编的台先生早年佚文集《我与老舍与酒》，果然，里面有几篇及于当年酒事，令人想见上一个时代的文人们清苦中作乐的情况。

台先生不仅酒量好，烟抽得也不少，又甚少运动，所以体型硕壮，但一向比同年龄的人健康。这一点，许多人都以为不可思议，而他似亦相当自豪。记得，他晚年常常反复同我提到袁家骝先生报知的好消息：美国医界发现，适量饮酒可致长寿。好像这消息又增加他理直气壮的依据。不过，后来他罹患食道癌恶疾，不得不相继戒除烟与酒。戒烟之际，犹尚戏称："总算把那讨厌的东西戒掉了。"至于戒酒之时，则未免于神情寂寞。我想到台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唯好饮酒，也感到非常寂寞。陶潜《止酒诗》云："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也许正是患病戒酒接受治疗时的台先生的心理罢。今年寒假赴美，益坚学兄寄给我台先生的遗墨手礼，以为编印书札遗稿之用，其中有一封他病中寄与在美国的夏卓如先生的信，后文写着："去年见到袁家骝先生，谈美国有研究长寿之道者，以酒可以延年，不喝酒者则不能延年。以告吾老友。可悲者，弟无此福矣。"卓如先生即是当年封为"酒丐"的历史系教授，退休后隐居美国。我想像夏先生收到这封信时，他的心境也必然是非常非常寂寞的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