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财之辨

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这段话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曾子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同样知道财富的重要作用。

曾子认为只有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护才算真正拥有国家，否则即使拥有位置但是失去民心，这个位置也不可能长久拥有。德是君子最关注的事情，有了美好的品德，才有百姓的支持，有了百姓的支持才会聚集土地，有土地才会产生财富，有财富才会让政权更稳定，从而应用至社会各方面。曾子尤其强调品德是根本，财富是末枝。道德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树根，起着固定性的作用，财富是枝叶起装饰作用。如果一个领导者本末倒置，将财富作为最终追求而忽略了道德修养，必然会导致财物纷争，会有人与之抢夺财富。曾子最后总结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领导者要懂得藏富于民，这样才会聚拢民心。如果只敛财而不问民生疾苦必然导致民心离散，这也是评价一个人，一个领导者、帝王、国家领袖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和根本经验。

对于言论和财货的相对应关系，曾子也做了梳理：“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语言是一个人感情的表达工具，一个人既有可能口吐莲花，用美好的语言感动他人，也有可能祸从口出。如果是肩负着国家命运的领导人的言语就更重要了，他的无心之言很可能让整个国家遭到灭顶之灾。商朝末年周文王父子和纣王的语言可以很好地说明“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的道理。周文王临终前对武王叮嘱道：“见善勿怠，时至勿疑，去非勿处。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周武王再拜受教。周文王去世十二年后，“是时诸侯皆畔殷归周，不期而会盟（孟）津者八百。皆曰：村可伐矣。王（周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师还”。当别人将这一情况告知纣王时，纣王却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以为自己王位是上天赐予，安稳无疑。纣王这种自大的心态，让他的军队在后来的牧野之战中一败涂地，500年的殷商王朝覆灭在他手中。他之前的话对他是一种绝妙的讽刺，也让他成为后世的笑柄。领导者的语言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不可以太自满太自负，否则事情会向着相反方向进行，“悖而入”。

“言悖入悖出”即可过渡到“货悖入悖出”的道理了。“货”在这里等同于财富，相当于“利”，后世多少帝王将相实际上是将天下黎民当做一种货物在争夺，不过是为了充盈私囊，取得财富和权位，并非是想用自己的力量让百姓生活得更好。以这种目的抢夺来的天下，不可能长久，历史上很多短命王朝的覆灭就说明了这一点。

平天下之大要

曾子接下来论述“平天下”的具体操作方法，“为政在人”，并引用《尚书·康诰》“惟命不于常”，点出执政者为政的核心。他赞同《楚书》中的话：“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将“善”、“仁”这两个基本道德修养提至为政的高度。曾子同样认为领导者不仅自己品德要高尚，同时也要善于用人，不拘一格提拔贤才为国效力。秦穆公不在意百里奚的奴隶身份，重用提拔，充分发挥其才智，为秦穆公成为春秋五霸做出了贡献。

曾子总结道：

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一代君主，只有会爱人，仁以待民，选拔贤才，用忠信的品德得到天下，自高自大的人绝对不会长久占有天下的使用权。

曾子在《大学》一书的结尾，总结了藏富于民的重要性：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曾子认为国家领导者一方面应该注重国家财富的创造，让人民富裕，同时也要保证财富获得合理合法性，在“义”的基础上获得。同时也指出一个国家富强的标志是人民的富强程度，统治者应该将财富用于百姓生活的提高，而非自己私有财富的积累，藏富于民而非与民争利。国家的真正财富在于“义”，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组织来讲，群众，财富，权力三者缺一不可，互相联系，互相支撑，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组织，没有经济基础不可能让一个国家组织强大。只有经济壮大，才能拥有稳固的政权、民众的支持。领导者的权力来自于美德，最终目的也是通过权力以及自身魅力将美好品德散发出去。

在结尾用《易经·系辞传》对“义利之辨”作一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