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辞职、海瑞罢官，市长请客9美元请客送礼、吃喝招待，也是政府的一大浪费性成本。

吃喝招待是官场的一大传统，古往今来，一直是久治不愈的顽症。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在桃园结义后，与关羽、张飞一起参与讨伐黄巾军，大小打了30余仗，立了战功，被封了一个县尉官职，相当于县武装部长兼公安局长。

刘备上任了几个月，有一次，督邮路过这个县，刘备没给他送礼，招待不周，督邮便故意刁难，逼迫县衙的工作人员指控刘备欺压百姓，张飞得知后大怒，将督邮揪出馆驿，痛打一顿，然后刘、关、张三人辞官不干了。

在古代官场上，招待过往官员和吃饭送礼，一直是个极其沉重的负担。明代嘉靖37年，海瑞担任浙江淳安县知县。这个县长就像是招待所长，要接待一批批过往的官员、军人及其亲朋好友，经济负担极其沉重，县财政经费，也多数用在接待上。

当时，有关的礼仪规格和接待标准，朝廷早有明文规定，但各地政府都不执行，而且竞相攀比，水涨船高。各地方官宁负百姓，搜刮民财，也要侍候好过往官员，有些地方因巨额负担，逼得百姓们走投无路，只好投河上吊。

按当时常规接待一位路过淳安的官员，以米价折算，大约要7000元，省长、部长级别的要10万元。

海瑞是个正直的清官，他当然希望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政策，杜绝铺张浪费。他测算过，一般官员的伙食费、下程路上的用船、用夫，加起来有150元钱就够了；如果是上司来，或是朝廷大员路过，再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做几个菜，也就200元钱。他就按这个标准接待。以后海瑞自己当了省长，也只接受150元钱的接待标准。

海瑞在任时，淳安县每丁只征银二钱五分，每年征银900两，其中多数用于过往客人的招待费，县里花销小。而他的前任，每丁征银3～4两，年征银达到12950两。如果按照海瑞征银900两的用途是正当的行政成本计算，以前每年征收12950两银子中，正当成本只占7%，其余12000多两(占93%)都属于不正当的灰色税费，属于成本浪费。

当时过往官员，都凭介绍信在驿站食宿。可是后来这种介绍信被地方官员滥用，非公务人员、家属亲友的来来往往，也都用上介绍信，甚至介绍信还可以借用，于是便泛滥成灾。

大名鼎鼎的徐霞客也曾有过越权使用介绍信的经历。他过去虽然当过官，但他在广西游历时，属于私事，按理无权免费享用公家的驿站传递系统的接待服务。但地方官把介绍信作为礼物赠送给他，徐霞客便可让村民用轿子抬着他和仆人，主仆加上行李，动辄要用七八个役夫。村里人手不够时，还让两个妇女为他抬轿。此外还要供他吃喝，有鱼有肉。

海瑞当县长的第一年，总督的公子路过淳安，招待所所长用150元的标准接待，结果胡公子大怒，把所长头朝地吊起来。根据胡公子的行程和距离，以及满载着各地方官孝敬的几千两银子推断，各地是按副省长级别(一、二百两，约50000元人民币)的老规矩接待的。到了淳安，海瑞这个七品芝麻官，不但不迎送，不宴请，期待的一、二百两银子也降为五六钱(约150元人民币)，叫有自尊心的胡公子如何不怒呢？

这种接待的负担到底有多重呢？一年过往的客人有多少呢？

比如淮扬驿站，嘉靖初年，一年接受的介绍信大约3000张。20年后，每年接待的次数竟达10000次。在这上万过客中，十有八九都是无权享受驿站接待的。

要应付这么庞大的财力负担，地方官就只有敲诈百姓，横征暴敛了。当时一县之长的年薪只有几十两银子，就是自己不吃饭，也够不了接待几次。怎么办？只有贪污、贿赂、剥削百姓，想洁身自好、做个清官也难。

古代官场的大环境就是这样。海瑞身处这样的官场环境，以他一人之力，对抗势力强大的官场文化，无异于以卵击石。他眼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这是他不愿违背良心干的事；要么继续孤立清高，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这势必难以生存。最后，他只好辞职不干了。中国古代官场吃喝的作风对今天仍有很大影响。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26期刊登文章称，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该文章还说，近几年来，借培训为名，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现象，有些地区甚至把出国培训搞到乡镇一级，似乎只有出国学习、培训、考察才能学到新观点、新思路、新知识和新的政府管理经验。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文章指出，公车改革是建立廉价政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金4085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

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民众的基本愿望不相符合，与建立一个廉洁政府的改革诉求更是背道而驰。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许用公款大吃大喝，每年春节前，中央总要下文件，禁止年底大吃大喝，仅禁止吃喝的文件就下达50个之多，甚至中央还规定了公务餐只准“四菜一汤”。可是下面的人仍然当耳边风，依旧变着法儿吃。“四菜”可以变为特大碗混装菜，一个汤可以变成乌龟王八精髓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据说在有的地方，特大号碗盘都因此脱销了。1999年11月20日，安徽省农经委副主任吴昭仁在安徽《大参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令人忧虑的乡村欠债》文章。

他在文中写道，最近我和省减负办的同志一道，对乡、村两级欠债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们调查了3个乡镇：

一个欠债1300万元；

一个欠债850万元；

一个欠债731万元。

这几个乡镇里的相当一部分村的欠债，也在三四十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