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 温州炒房团是房价快速上涨和波动的主要诱因。

由于目前对房地产销售市场的监管有很多漏洞，变相地给游资的转现提供了机会，上海的房价波动证明了这点。炒房团和庄家坐庄的做法是一样的: 通过炒作一些房地产热点城市的标志性产品，以及在房源供给上和开发商达成某种默契，从而影响消费者的价格预期，刺激场外资金跟进，从而迅速拉动房价上涨。

反方: 温州炒房团的存在是市场合理化的表现。

城市离不开炒房客。一个城市没有炒房客肯定不健康，但是如果一个城市都在炒房肯定也不健康。因为没有炒房客说明房地产业本身不存在利润空间，而其数量过多则会给买房自住的购房者增加一笔沉重的负担。

上面双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有片面性，要正确地看待温州炒房团，应该将这两方的观点结合起来。由于中国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期，民间投资渠道窄并且房地产市场自身发展不平衡，为已积蓄大量原始资本的温州炒房团提供了天然条件。可以说，温州炒房团的出现是市场化的必然产物，他们起到的作用更多是推波助澜，为市场提供了强烈的心理暗示，而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媒体的共同作用，使得炒房团的作用被放大了。因此，温州炒房团更多的是发挥了“乘数效应”，仅仅将泡沫归罪于温州炒房团也是不恰当的，温州炒房团不应该被当做“替罪的羔羊”。

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温州炒房团也暴露了我们在建立房地产市场中存在的很多缺陷和不足。首先，房地产市场不应该成为一个炒作的工具，这么多的民间资金应该有更多的投资途径，而且应该建立针对投机购房者的抑制机制，使得住房市场回归消费品市场的轨道。

当然，房地产业能掀起如此波澜与很多地方政府和媒体也密切相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炒热当地楼市，向炒房团们“大开城门”，制订各项优惠措施，像招商引资一样请他们来，当房市炒热了，却来个“鸟尽弓藏”、“关门打狗”。温州炒房团每到一地，铺天盖地的房地产广告如同雪片般飞来，大规模的新闻报道更是接踵而至，媒体爆炒不仅造成了房市供不应求的虚假繁荣，更无形中放大了“温州炒房团”的作用。当许多城市的房价上涨超出了当地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时，不少市民都将怨气出在了温州炒房团身上，再加上媒体指责“温州人炒高了异地楼市”，“温州炒房团”就成了众矢之的。

随着“炒房运动”的逐级升温，各地政府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看到炒房对于房地产市场以及普通消费者利益的侵害，许多地方政府开始颁布限购令。特别是2010年4月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股市那时候也在下行，在这种背景下，大量资金退出股市和楼市，使民间资本有钱无处花，从而导致游资“畅游”农产品领域。

于是，炒房资金开始流向其他领域，把绿豆和大蒜价格炒成了天价，这是“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不仅反映出民间资本的合法投资路径很少，而且也折射出民间资本生存空间的狭窄，“豆你玩”、“蒜你狠”、“辣翻天”，这些时髦用语的来源，正是反映了民间资本生存空间的逼仄。

温州炒房团的背后代表游资，更本质地说是中国民营资本，从2000年以来，温州资本“南征北战”路线图如图21所示。

资料来源: 台州房地产信息网。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高房价的诱导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严重畸形，整个中国的经济正在演变成一个击鼓传花的财富游戏。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和外资都争先恐后地进入房地产业，直接导致我们赖以发展的制造业日益萎缩、逐渐丧失竞争力，最终使得经济“空心化”。整个经济体甚至演化成一个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

直到今天，真真假假的温州购房团炒房故事仍在各地不断上演，希望这5000亿元民间游资能找到最好的归宿。而这5000亿元存在银行里的温州资本到底何去何从，取决于温州人能不能尽快从“炒家”变成“投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