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史料中，我找到关于二我轩的资料。资料中提到在民国初期，二我轩照相馆在三楼搭建玻璃棚，保证采光，用蓝白两色的布幔调节光线。那些蓝白两色的布幔，就是少年时代的莲生常常清洗到半夜的东西。

1944年，在桂林大轰炸时，这家照相馆被日本飞机炸毁。

2010年，那个位置挂着红色大招牌，是一家散发着经久不息的热油和食物气味的酒家。这个早晨，餐馆才开门，睡眼惺忪的厨子和他的帮手们正在门口搬运一箱箱的蔬菜。我看见一个穿着油腻白制服的少年，容长的脸，与莲生少年时代的照片相似，他的面容也是倦怠而苦闷的。

我从来没见到过莲生洗衣服。他从来就是个公务繁忙的官员。很少的几次，我小时候，"文化大革命"前夕短暂的平静黄昏里，我曾看到他带着母亲随着唱机里的音乐缓慢地旋转，在客厅里的一块红色的地毯上。他们在跳一支舞。那时莲生的工作仍旧很特殊，全国人民都穿蓝制服时，他必须穿西装上班，晚上有时也必须带母亲一起去出席晚会。

那个月色下苦闷的少年，当年所在的三层楼房已不见了。

餐馆的少年黑黝黝的眼睛用力看了我一眼，他大概为我如此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感到不快和困惑。这又是一个做学徒工的，苦闷的少年！

我体会到，莲生少年时代的怨愤，在于看到了社会的不平等，体会到了一个知识少年的自豪与自尊，是如何在社会底层被毁灭。这个因为聪明上进，一直生活在旧式的价值观里，一直信心满满的少年，这个深受国文老师喜爱而浸润了中国传统文化清逸脱俗习气的好学生，竟被社会底层的匹夫与商人视如敝屣，他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莲生说他经历过脱胎换骨的变化，在他终于获得了精神支柱后。我站在旧时二我轩照相馆的那个非常热闹的街角，想到了莲生的话。

我小时候，莲生已是一个在宦海沉浮多年的官员。

我的少年时代，莲生经历漫长的赋闲和贬职待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他不得不长期闷坐在食堂里，等待批斗和询问的不时之需，他自愿在不批斗他的时候去码头劳动。三伏天，在晒得滚烫的铁甲板上装卸货物，他常常被晒得双肩赤红地回家来，不得不躺在水泥地上，为灼伤的皮肤降温。他躺在水泥地上时，常常读书。手里拿着一截红蓝铅笔，在书上点点划划。

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我才知道，其实在建国后，莲生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总是不能适应执政以后，出生入死的理想主义者转变成各办公室官员的日常生活，也不适应从前的勇于为信仰牺牲转化为现在的公私兼顾。他身上从未有那种能公私兼顾的圆通，他的信仰阻止了这种转变，他自幼接受的教育也在推波助澜。所以他一直磕磕绊绊，直至"文化大革命"。

一个执政党如何在执政的情形下保持革命者的纯洁性，如何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一直是他念念不忘的问题。在他看来，切格瓦拉去了玻利维亚，正是一种没有解决好继续革命问题的伟大逃避。

在水泥地上，他百读不厌的，是话剧《屈原》和粤剧《关汉卿》的剧本。他最喜欢的，是《关汉卿》里的那曲《南吕 一枝花 不伏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后来读了莲生的回忆录，我才知道，1967年夏天，在从江边码头回家的路上，他常常将脚踏车踏得飞快，一路上唱着这粤剧的曲子。他取的，显然只是田汉赋予此曲百折不回的含意，是红色书生对"铜豌豆"最纯洁的解释，连其中的玩世不恭和怨怼不快都被去除干净。

甚至他从未想到过，"铜豌豆"其实是对妓院里老道客人的一种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