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青春献给了谁——我的职业时尚生涯

苏芒

“你是怎么开始干这一行的呢？”很多专业人士都在采访中被问到过这个问题。如果说小时候爱画穿衣服的小人儿，或者对时装过目不忘、爱穿衣打扮，包括对品牌有侦探般的辨识力，也算时尚预兆的话，我身上可能有过一些蛛丝马迹。但我真正的时尚职业生涯却是这样开始的：

19岁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后，我一心想从事文字工作，可是音乐学院的文凭让我去出版社和杂志社求职，都纷纷遭遇闭门羹。无奈之下，我有了一段短暂的武警文工团古筝演奏员的工作。上帝总是在你绝望的时候才会眷顾于你。有一天，在一位姐姐的介绍下，我来到了位于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54号小院，一家叫《时尚》的杂志社。人生，在我搬着自行车跨过高高的木门槛儿的时候，竟然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代时尚人。

当时光过去很久之后，任何辛苦和不堪都会被镀上幸福的光彩：从骑着自行车驮着杂志在寒风烈日中到处拜见客户，到坐着头等舱满世界第一排看时装秀；从深夜拿着稿纸写稿写到生颈椎病、在没有暖气的小院子里生火做饭抄信封，到受邀欣赏绝世珠宝、高级定制，与时装大师谈笑品酩。我曾笑说时尚杂志的职业是天上人间的生活，你在一个又一个无尽无休的深夜加班截稿吃不上一顿饱饭；你得到处奔走赶场看秀，还得像个地盘工一样开工拍照；你也能明星一样光彩照人矜持微笑尽享荣光。记得早先我没有车的时候，常常穿着美丽的礼服，在晚会散尽的冬夜街头打车，朋友看见不好意思停下来载我，真的，有什么顾虑呢？我一点也没有。

至今记得时尚大帝卡尔·拉格斐对我说：“我从来不工作，我只做我喜欢的事。”世界上哪有比做自己热爱的事更棒的人生？一旦找到了，你会上瘾一般，爱上它。时尚—就是这样的一份事业。

救火队员

我在1994年来到了刚刚创刊不久的《时尚》杂志。那时我穿着小花裙，扎着蝴蝶结，费劲地把自行车搬过一个高高的门槛儿，就到了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54号小院。那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南北两厢房子，南面是时尚的吴总（2009年故去的《时尚》创始人吴泓先生），刘总（现时尚传媒集团总裁刘江），小殷，晓红；北面是老艾，我，还有鞠宏、小吉，西侧有走廊相连，实为厨房和厕所。下雨的时候，从格子窗里看出去：清湿的红砖地、碧绿的大枣树、安静的自行车，好一幅安家治学的怡然美景。冬天里，满院子阳光，红烧带鱼的气味渐浓渐香，我推开门，站在当院里大喊一声：“吃饭了！”南屋里的人便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那会儿除了帮我们管家做饭的李师傅喊人吃饭之外，我还兼做着时尚杂志编辑、记者、广告员、寄书员等更加“重要”的工作。南屋的四位和我们屋的老艾，个个是我可敬又可爱的领导。记得吴总面试我的时候，我一紧张没坐稳摔了一跤，但我大笑着站了起来，他觉得我心理素质真够好，说来试试吧！以后很长时间他总叫我“小苏芒”。小殷是顶头上司，和现在一样，又理性又具体，先表扬后指出问题。同志们都没有电脑，三千多字的稿子，说不行我就连夜打翻重写一遍，水平问题加上强烈的责任感、自尊心，连改三遍三个通宵也是常有的事。虽然年轻力壮，那会儿还是得了颈椎病。小殷实在感动不过，开始教我用剪刀和胶水，保留好的部分。于是，那时的稿件常常是带“补丁”的。那时我叫老艾“艾老”，一直叫到今天。他像个大管家，操心得很，我也和他贴心。但是记得他常批评我吃菜多吃饭少，这个从小养成的坏习惯，到了也没改好。那时对刘总印象不深，总觉得他像个恃才傲物又得忙着挣钱的矛盾人物。

还记得初夏的一天，敞开的门窗飘进滚滚浓烟，我们跑出去一看，不得了，对面的房子失火了，我又喊又叫地跑回去，找脸盆接水，大家全都冲出去，泼水救火。等消防车来的时候，我的手表壳碰掉了，裙子也燎了一点，然而心中却燃烧着英雄主义的熊熊激情，快乐极了。那就是青春吧？我连初恋的滋味都记不得了，可是写到这里，心儿竟然酸酸的。有些东西，真是“不思量，自难忘”啊！

在《时尚》许多年了，经过了许多事，见过了许多人，也做过很多杂志，其中的挫折和艰辛，很难一一回忆起来。可那股救火队员的激情、幼稚逞能的英雄主义精神，我却从未放弃过。那时刘总常夸我能“指哪儿打哪儿”，也就是“到《时尚》杂志需要我的地方去”。真的心甘情愿吗？真的能够做到吗？荣辱与共、共同发展，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真的还存在吗？

成长的烦恼

1997年，对于我们整个《时尚》杂志，都是划时代的一年。我们与世界最著名的《COSMOPOLITAN》合作了。

在此之前，有很多事需要说一说：大事有《时尚》改月刊、男女分刊、与《VOGUE》试合作，未果；与《marie claire》试刊，仍未果。我因会点法语，曾有幸跟随吴总，一起在寒冬里骑自行车去王府饭店，与《marie claire》的法国人谈合作。虽然骑着自行车，吴总穿着鳄鱼牌羊绒大衣还是很有风度，深得老外夸奖。

小事嘛，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改变。1996年元旦前，精明的刘江同志，也是当时我们时之尚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忽然之间看上了我（也许预谋良久不曾得知）。我从认识吴总的第一天起，就说明此生大志愿为文字工作者。可能出于对企业发展的长远眼光，可能由于本人在“全民皆兵”—即人人都拉广告的创业时期表现出色，两位老板正式找我谈话，劝我从编辑部正式调到广告部去：因为广告和编辑是一定要分开的，因为要办一本好杂志一定是需要广告的，因为我调到广告部会为杂志作更多的贡献。

我永远难忘那个元旦。考虑了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特长以及自己所有的不适合做广告的弱点之后，深思熟虑的我向领导表明我还是想干编辑，并礼貌地拒绝调动同时表示感谢之后，心安理得坐上火车回济南过新年去了。新年新气象，兴冲冲的我来到已搬到船板胡同的办公室时，惊讶地发现，我的办公桌不见了。原来，两位领导在假期亲自将我的办公桌从编辑部搬到了广告部，我的职业生涯，也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也在杂志广告的行业中，一干就是五年。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年轻幼稚，我常常站在领导的对立面，而《时尚》的两位领导却一直宽容、开朗。搬家我也反对、辞退李师傅我也找领导，跟个刘胡兰似的。最可笑的是，在有一年广告大涨价的时候，我竟敢说我可拉不来，然后一甩门而去。他们从没跟我急过，我只记得吴总在我入行的时候，在那个十米见方的陋室中对我说：“苏芒，我们是要做世界一流的时尚杂志的！”那意气风发的样子，至今仍深深地鼓舞着我。

我呢？在反反复复同领导“叫板”的过程中，屡战屡败，越发认识到站得高看得远的道理。刘总常对我说“帮人就是帮自己”、“要相信比你强的人”。很多朴实的道理，不亲身经历是很难真正明白的。如果没有广告行业的锻炼，我怎么会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如果不是那时辛苦的奔走、无数次被上司退稿、被客户拒绝，又哪里会有坚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