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很热，热到都能把鸡蛋煎熟。白色百叶窗盖着墙上一扇很宽的窗户，遮住太阳，叶片发出轻柔的白光，照着整个房间。医疗设备堆在四周，包括一部未打开的人工呼吸机，几组点滴架跟心跳监测器，还有一堆软管、医疗袋跟电线。

巴尔平躺在房间正中央的病床上。床上没有枕头，而他的头是夹在护具内固定住。他的头发被剃掉，头骨上被钻孔的地方都覆着纱布。裹住他左肩的纱布延伸到左手肘，右肩则裸露出来，没有受伤的痕迹，皮肤苍白细薄，带着大理石般的纹路。他的胸口跟身体两侧也都包着纱布。有人将床单折起来，压在他的腰下。他的双手伸直放在两侧，两只手腕都铐在病床支架边。他的左手背上有胶带，固定住点滴针头，右手中指指尖上有个夹子，经由一条灰线连接到一个盒子。几条红线从他胸口下方露出，连接至一部有屏幕的机器。屏幕上显示着一组起伏的线条模式，让李奇想起电话公司提供的枪声录音档坐标图，有尖锐的波峰，也有很长的波谷。每当屏幕上出现一次波峰，机器就会发出一次柔和的声音。

“是谁？”巴尔问。

他的声音既虚弱又沙哑，说话速度很慢，而且语气中带着恐惧。

“是谁？”他又问了一次。由于他的头被固定住，使得视野也受到限制，他的眼珠上下左右不停转动着。

李奇走近，往病床倾身，没有说话。

“是你？”巴尔说。

“是我。”李奇说。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

巴尔的右手颤抖着，这动作让连接着夹子的灰线也随之摆动起来。被拉扯的手铐碰上病床支架，轻轻发出金属撞击声。

“我想我让你失望了。”他说。

“是这样。”

李奇看着巴尔的眼睛，因为这是他全身上下唯一能动的地方。他没办法做出任何肢体动作。他的头不能动，全身几乎都包着纱布，好像一具木乃伊。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巴尔说。

“你确定？”

“一片空白。”

“你知道如果骗我，会有什么下场吧？”

“我能想象得到。”

“再把那种痛苦乘上三倍。”李奇说。

“我没有骗你，”巴尔说，“我就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他的声音很小，充满无助与困惑，听起来不是在为自己辩解，不是抱怨，也不是找借口，而是陈述一件事实，好像他很想痛哭，想恳求宽恕，或想大声喊叫。

“告诉我球赛的事。”李奇说。

“我在听广播。”

“不是看电视？”

“我喜欢听广播，”巴尔说，“这是为了怀旧。我以前就是这样，还是小孩的时候，就会从广播收听所有圣路易红雀队的比赛。不管有多远。我会在夏天的傍晚，暖和的天气里，听着收音机转播的棒球赛。”

他安静下来。

“你还好吧？”李奇说。

“我的头很痛，我想我应该刚动过手术。”

李奇没说话。

“我不喜欢从电视上看球赛。”巴尔说。

“我不是来这里跟讨论你喜欢怎么看球的。”

“你会看电视转播的球赛吗？”

“我没有电视。”李奇说。

“真的？你应该去弄一台，一百块就能买到了。买小一点的，说不定还更便宜。在电话簿黄页上的广告找找就有了。”

“我没有电话，也没有房子。”

“为什么？你不待在军队里了？”

“你怎么知道？”

“从那时候开始，就没人继续待在军队里了。”

“有些人还在。”李奇边说边想到艾琳?赫顿。

“只有军官，”巴尔说，“其他人都不在了。”

“我当时是军官，”李奇说，“这种事你应该还记得的。”

“可是你跟其他人不一样，这就是我的意思。”

“我怎么会不一样？”

“你是为了维生。”

“告诉我球赛的事。”

“你为什么没有房子？你过得还好吗？”

“你现在担心起我了？”

“只是不喜欢听到有人过得不好。”

“我过得很好，”李奇说，“相信我，有麻烦的人是你。”

“你在当警察吗？在这里？我从来没见过你。”

李奇摇头：“我只是个平民。”

“哪里人？”

“哪里也不是，跟这个世界脱节了。”

“你为什么来这里？”

李奇没回答。

“我懂了，”巴尔说，“为了抓我。”

“告诉我球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