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我已在离大阪新干线车站不远的一家叫“梦”的咖啡馆干了两个暑假。咖啡馆很小，经营冷、热咖啡，牛奶等软饮料及咖喱饭、小套餐之类的“轻食”。

宫泽庆子“老小姐”面对眼前香喷喷的咖啡，眼睛如封冻的死鱼，不转动一下。她抽着散发着焦糊气味的香烟，嘴唇像祥林嫂那样上下翕动，念念有词，对我随时可能爆发的积怨像瞎子摸水不知形状。我故意把器皿弄得乒乓作响，不到11点便恶意地放起《友谊地久天长》，庆子“老小姐”这才像被点醒了穴位，极不情愿地悻悻离开。

在日本，见多了有家不归的男人，还从未见识过有家不回的女人。反正日本十八怪，见怪不怪吧！可是到开学以后我不能干到太晚，加之生意不景气，老板与我商量晚上10点打烊。于是庆子小姐进店我就关门，看到她像离群的老羊一样茫然不知所措，我的笑容里埋伏了报复的细胞。庆子“老小姐”提出送我回家，这样一来一回她可以在电车上再耗一个小时。我暗忖，反正有这么一位身材高大的女保镖，何乐而不为？于是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熟了之后，才知道庆子没有父亲，是个私生女，与母亲相依为命。她年过七旬的老母不是我想象中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眼睛里像长了两只时刻准备向外攻击的角，声音简直如车轮碾过了碎玻璃碴。庆子的闺房里没有一件装饰品，书柜里倒是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资本论》《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以及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作家的著作。我这才知道庆子是公司劳动组合的负责人(相当于中国的工会主席)，庆子自20年前入社起，一直担任劳动组合的专职干部。她告诉我，日本劳动组合运动同反战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一样是战前军国主义国家体制强压下产生的，战后虽然得到了公认，劳动者的人权、劳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由于日本工人对所属企业狗一般的盲目忠诚，加之国民对劳动组合意识的日渐淡薄，劳动组合不能为工人当家做主，更多的时候走劳资调和路线。庆子本人20多年来为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工作条件，尤其是为女工问题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甚至将她所在的公司告上了法庭，但最终不但没有被获得利益的同事们理解，还被人嘲笑、挖苦和中伤。早些年庆子自费出版了揭露公司无端克扣工人工资、无条件延长劳动时间、女同胞受到性骚扰的书，然而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庆子所在的公司也并未因为她出了公司的丑而开除她，她每天仍然穿着笔挺的套装上下班，但同事们跟她打招呼就像冬天出售的冰激凌一样冷淡。

庆子今年46岁了，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小姐”。年轻时曾领回几个男朋友，都被她母亲阴阳怪气地挡了回去。再以后她成了劳动组合的负责人，从此便背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锁。而她的母亲仿佛与世上所有男人为敌，一直对女儿进行雄性教育，只有当庆子告诉母亲自己工作很忙并被委以重任时，母亲才会从指甲尖上露出一点笑容。

每天深夜回家后，庆子只是孤单单地与一尺多高的状纸默默地对视，像牵着一匹相依为命的老马。我问庆子今后有什么打算，庆子用下巴指指她母亲的房间，说打算等她过世后移居美国，或进大学研究妇女运动史、工人运动史；或者什么也不干，像疯癫的寅次郎一样以光为路，以风为梦，浪迹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