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讽要求进步的希望是最愚昧的，是精神贫乏和头脑枯竭后发出的最后声音。

——亨利·路易斯·门肯（Henry Louis Mencken）

1992年的夏天，在克罗地亚达尔美逊（Dalmation）沿海城市斯普利特（Split）的一个小型体育馆里，波斯尼亚战争的流亡者向《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记者彼得·马斯（Peter Maass）讲述他们亲眼目睹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就在一夜之间，一个作风正派的正常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一位名叫阿旦的农夫说，从毗邻村庄来的塞尔维亚人在他的村子里杀害了35人，撕裂了他们的喉头。“他们就这么被杀了，”马斯报道说，“那些杀害他们的塞尔维亚人曾是他们的朋友，曾在去年秋天帮他们一起收割，一起分享年少轻狂的青春秘密，一起在那些炎炎夏日，到德林纳河（Drina River）里光着身子游泳，夜里和村里那些没规矩的女孩子厮混。然而转眼之间，看似毫无征兆，他们就变成了杀手。”

20世纪90年代的头五年里，无数来自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以及科索沃的人都像阿旦一样，讲述着邻里间反目成仇、朋友间自相残杀的故事。

战后，一些官员采访了来自克罗地亚小镇弗科瓦（Vukovar）的一名男子，他回想起那些来自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邻居们，说道：“我们过去都是朋友，常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然而，1991年，一片充满仇恨的乌云如有毒气体般笼罩了整个小镇。邻里间的问候，一度不变的亲切和友善，都为了表现某种种族身份和所谓的民族团结——实际上只是一种把“我们”从“他们”中区分开来的方式——而变得粗暴不堪。男人回想说：“昨天他们还是你的好朋友，而今天你就开始需要寻求他们的保护，可他们几乎再也认不出你了，他们再也不敢做你的朋友了。”

这类事件令人恐怖和困惑的地方在于（唉，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再平常不过了），它们看似毫无缘由，却莫明其妙地发生了。某天所有看来稳定不变的东西都突然土崩瓦解了，人们变得面目全非，被迫无奈地做出一些他们之前从未想到过的行为。这就仿佛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突然掌控了，哪怕是那些目标明确、计划周全的人，也无力阻止事态的演变。

德国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弗纳（Sebastian Haffner）在其著作《反抗希特勒》（Defying Hitler）一书中回忆了作为纳粹分子的敌人的他，是如何被迫参与纳粹活动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纳粹党，也就是统一穿着褐色衣服的军人，在街上行军时，只要看到有谁不行礼，他们就鞭打谁。哈弗纳自己的反抗方式通常都是躲开纳粹军。但是，当他和其他学法律的学生被勒令关进教化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也穿上了褐色衣服，加入到相同的行军行列中去了。“抵抗会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自杀。”哈弗纳如此写道，受压迫者无意中却转变成了压迫者。

“当我们从村子里走过，道路一旁的人们高举双臂，向旗帜致意，或者有些人迅速从家门口消失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后果：我们，也包括我，会把他们痛打一顿。这之间的变化不是一点点，当我们没有跟在他们后面行军的时候，我——毫无疑问还有我们中的其他人——看到那些旗帜都会躲得远远的。而现在我们却变成了对所有旁观者形成暴力威胁的人，表现得绝对盲从。路边的人要么向旗帜致意，要么躲得远远的，因为害怕我们，因为害怕我……”

是什么让完全普通又正常的人一头扎入集体的疯狂中呢？用“疯狂”来形容那些发生在波斯尼亚、纳粹德国的事是否正确呢？关于这类事件，我们是应该用人类心理的突发奇想来解释呢，还是用人性道德的沦丧来解释？抑或，会不会存在一个并非那么神秘，却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原因呢？

1974年，当印度人口达到5亿高峰的时候，印蒂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下的政府决定是时候该采取极端措施了。当时卫生部部长说：“我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手段，现在我们不得不走最后一步了。”他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男子绝育营”，而且根据一项新的法律，有三个孩子并且孩子都还活着的男人必须到这些营地报到，做绝育手术。那些不愿前去报到的男子将被强行逮捕。作为高压政治的一种手段，警察们可以扣押食物分配卡、医疗证和驾照，他们还在一个村子里威胁一名男子，如果他不接受绝育手术就把他的店铺烧毁，尽管他的妻子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单单在一年之内，就有超过800万人被绝育。

然而，甘地政府真正的目的很快就暴露了，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和社会的自然现象做斗争，压迫那些违抗他们意愿，反对他们习俗和信仰的人。在一场暴力抗议中，甘地政府不得不放弃这项计划，而印度人口增长的势头仍旧居高不下。如今，印度除了南边的科拉拉邦（Kerala）之外，全国的人口仍在增长。科拉拉邦是印度社会的一个奇迹，不靠宣传，没有残暴，不用高压政治，科拉拉邦却莫明其妙地达成了其他地方没能达成的目标。

科拉拉邦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依靠种植粮食、茶叶或是像豆蔻和胡椒之类的辣椒为生。典型的科拉拉人拥有的炊具和工具都很少，赚的钱只是美国人均水平的七十分之一。然而科拉拉人一般都能活到72岁，接近美国的平均寿命77岁。而且，当印度其他地方的人口在急剧上升的时候，科拉拉邦的人口数量是稳定的。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角度而言，科拉拉邦看上去和印度的其他地区没什么两样，不比其他地方富裕，土地也不比其他地方肥沃，怎么就会如此与众不同呢？

使科拉拉邦与众不同的一个原因是教育。并非是你们所认为的关于计划生育或是节育的教育，而是教人读书、写字和算术的普及教育，尤其是教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科拉拉邦政府在志愿者组织的援助下，坚决努力地开展大范围的扫盲运动。数万名识字的志愿者奔赴乡村，尽力为15万不识字的人扫盲，其中三分之二的接受教育者是女性。一小队志愿教师们开始教她们学习最基础的知识。一位志愿队长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就在牛棚里，在空旷的院子里上课。”

三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美国宣布科拉拉邦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文盲的地方。这一杰出的成就似乎对人口增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1999年一位印度计划生育专家所说的，“现在如果人们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就会觉得尴尬，觉得难以启齿，而在七八年前，人们一般是生三个孩子，而且我们当时还觉得那么做挺好，但是现在是两个孩子，而在受高等教育的家庭里，大都只要一个孩子了。”

经济学家和社会研究者现在都认为，科拉拉邦对女性的教育是一颗魔力弹，把人口增长这个大气球里的空气都吸附走了，那个气球曾稳稳当当地被传承了数千年之久。那么，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节育计划、计划生育甚至是强行绝育都失败了，然而教育却奏效了。让女性学会读报写日记，让她们学会数超过一百的数、做三位数的乘法，怎么就能造成如此大的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