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0日，伦敦新千禧桥（Millennium Bridge）对公众开放的那一天，数千人涌向这座钢筋结构的大桥，一睹一百多年来伦敦市区首座横跨泰晤士河的大桥风采。人们扶老携幼，年轻的上班族、成群结队的青少年，都上桥享受着初夏温润的空气，显然无人有意惹是生非。然而不知不觉中，却差点酿成一场大灾难。

当天午后1点左右，当时桥上大约有200人，一名警察发现大桥看上去有点左右摇晃，就像发生了轻级地震一样。可事实上，根本没有地震发生。现在我们知道，人们按照平常的步子走路会使大桥轻微地振动。大桥一振，接着又会以奇特的方式反作用于人身上。而人们为了保持身体平衡，调整了自己的步伐，随着大桥摇摆的频率走路。不幸的是，这么一来大桥摇摆得更厉害了。大桥摇摆的幅度越大，人们调节步伐的频率就越快，调节步伐的频率越快，大桥就越是晃得厉害。到最后，桥身两边摇摆的幅度达到了好几英寸（译者注：1英寸等于2.54厘米）。

好在最后，市政当局控制了场面，在崩塌之前关闭了大桥，避免了一场灾祸。这其中，都是因为反馈机制在发生作用。

群体社会就和千禧桥的来回摆动一样，与反馈机制、自我组织及各种模式的关系甚为密切，其中，模式提供了进一步自我演变的条件。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个人电脑的用户可以在许多操作系统中随意挑选自己喜欢的，当然现在你仍然可以自由挑选，不过自微软崛起之后，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你也开始选用Windows系统。因为许多新的电脑都已经安装了这个系统，所以这是个方便又简单的选择。使用得越多，下次就越容易做出同样的选择，就好比跟着千禧桥摇晃的频率调整步伐，或是90年代晚期疯狂购买网络股票一样。当时全球的专家分析说股价很可能高估了20％到30％，但是随着投资者不断地买进，股价仍旧持续攀升，进而促使其他人跟着买进，所以，那些投资者都是被反馈机制牵着鼻子走。

那么，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家能对社会的反馈机制免疫吗？几乎不能。20世纪70年代晚期，澳大利亚物理学家罗伯特·梅（Robert May）做了一个实验，研究掠食动物与猎物（比如狐狸与兔子）之间族群数量的消长关系，并对其中简单的方程式进行研究。

出人意料的是，罗伯特发现，哪怕所牵涉的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因素，结果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看上去毫无规律可循。在此之前，物理学家普遍认为，复杂的结果必定反映了同样复杂的原因。而罗伯特的例子（表明了数学上的混乱现象）却表明恰恰相反，许多复杂的事物或许没有看上去那么复杂。物理学家到处都能看到混乱的现象，譬如天气阴晴不定，股市变化无常，人的心脏也会混乱地搏动，他们每年都要发表无数的相关论文。然而，因为当时“混乱”本身就是一个“热点”，发表有关“混乱”的论文轻而易举，因此那一种学术上的兴奋不过是一股热潮而已，“混乱”使这些研究工作变成了一种不可抵挡的诱惑。如今我们发现“混乱”在很多现象中都很重要，但几乎不再像人们曾经所认为的那样是改变世界的理论。在那股热潮中体现的，一半是科学，一半是社会的反馈机制。

不过，很有可能人类社会的反馈机制，与其他任何领域的反馈机制相比，具有更强大的力量，而且最终具有破坏性。要探讨人类的科学，显然应该先弄明白人类怎样做决策、怎样对周遭的环境做出反馈。

两百多年前，人类科学的探究工程有了不错的起点，当时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们通常都会追求自我利益，这主要是由于人类具有从自然界脱颖而出的本领，也就是我们思考和推理的能力。

半个世纪以前的战后时期，经济学家学会如何围绕亚当·斯密的理念，建立一个生动形象的数学框架，并把理性作为所有人类行为的向导，甚至，他们还发现了一种方法来证明人类社会在某些方面的数学定理。由于数学的深奥难懂，假设人的理性到了完美境界的经济学，已经被认为是所有社会科学的典范，并以这一假设引领着科学潮流。

然而，回顾经济学的历史，我们不得不感觉到，当经济学家把几乎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推理和计算能力上的时候，也正是他们陷入智慧的桎梏中的时候。他们试图把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简化为理性的行为，就好像试图把所有事物都简化为混乱的物理学家一样，努力把所有事物都塞进一个概念的空盒子里，然后开始表演起智慧和数学的特技，但这么做并没有成功。

根据科学的普通标准，即用来衡量那些解释真实世界的理论是否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的标准，大多数的经济学理论无论数学计算有多复杂深奥，最后都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幸好，一些无畏的思想家现在已经开始让经济学慢慢起死回生。至关重要的地方在于，他们开始为人类个体描绘出一张更加真实的图像，不像理性的计算机，也不像经济学家一直以来所主张的，而是一个真实的生物，有着完全不同又更为复杂的“思维本能”。